【民生報/龔鵬程】

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第八次代表大會,本周在北京聯合舉行,對台灣,邀了黃春明、詹澈、施善繼、曾健民和我來當特邀嘉賓。我上次已來過,此番再來,仍然深有感觸。

 

相較上次,這回少了些儀式性的活動,例如全體人員與黨政領導合照這類沿襲自當年「領袖接見」的陋習,今年就省了。不過也許另有其他形式,我不曉得。但政府對文學與文學家的重視,不應表明在握手、照相及「表示親切的問候」上,而應體現在政策施為上,乃是十分顯然的事。

 

政策上,目前大陸政府對文學當然也不能說不重視。我在會上,看見黨政部門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員到齊,這就是台灣不可能有的盛況。據胡錦濤在會上的說法,黨對作協及作家也有許多期望,希望作家能弘揚主旋律、促進社會主義文明發展,特別是要對中國之偉大復興做出貢獻云云。

 

這些宏偉壯觀的辭彙,到底是什麼涵義,我不甚明白,因而也就不太了解現今作家真正的使命為何。再說,作家或許確應肩負若干任務,如戰士般捨生忘死地去完成上級交付之命令。但筆桿子往往不比槍桿子那麼容易駕馭。作家聽見的號令,有時來自他靈魂的某一特殊地域,而不來自政府或政黨。這就難辦了。過去每次召開文代會,輒為此大動干戈,掀起整風或運動,如今幸而平靜矣,往後若能再少談點使命,就更好了。

 

作協這些年,因社會條件改變,威望及組織力大不如前。但文藝體制改革,看來也非毫無成效,此次組織兩三千人的大會,就是明證。此外,自2002年起,每年出資支持中華文學基金會及作家出版社遴選出版青年作家叢書;2003年起,作家出版集團正式掛牌,擁有十二家文學報紙、刊物、出版社和六家文化公司;又派出八十一個代表團去訪問了廿多國家。這都顯示了它仍然甚具活力。不過,胡錦濤講得很明白:作協乃是「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這樣的定位,倒令人為其命運添了些憂慮。

 

在黨及組織如此關懷下的文學發展,自然也是令人好奇的。

 

例如「主旋律」目前是促進和諧社會,那麼,尖銳批判、揭發社會黑暗,如魯迅那般,是否會違背主旋律呢?組織作家深入社會實踐,在「南水北調」「三峽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這幾項重大建設上去采風、去體驗生活,當然也是大大的好事,可是我們好像就從來沒讀過經此組織形式去寫出來的作品有批評、質疑這些工程的。凡此等等,對文學發展到底好不好,我也頗為疑惑吶!

 

【2006/11/12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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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投書報端,建議陳水扁沿用當年蔣介石先總統「引退後復行視事」模式,在明年初宣布離職,以平民之身接受司法審判。此議雖出自善意且符合藍軍倒扁期待,唯揆諸史實,不但比擬不倫,且頗多違反憲政法理、窒礙難行之處。

大勢已去 以退為進之計

首先是在時機上,蔣介石當時是看到中共勢力坐大,國民黨和戰不定,嚴重內訌,大局已不可為,才在民國卅八年二月廿一日引退,這是老蔣以退為進的權謀策略,目的在爭取先機,將銀元、美鈔、黃金及軍隊撤退到台灣,做為反共復國基地,伺機東山再起,亦即引退是假,轉進是真。李宗仁在回憶錄上也說:「蔣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預備放棄大陸,他要我出來,顯然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物資赴台,此種司馬昭之心,連美軍顧問團也看出了。」老蔣引退僅是手段,陳師孟要阿扁引退,如果真是要他提前下台,阿扁可能會接受嗎?

復行視事 老蔣預留伏筆

其次,當年蔣介石使用「引退」字眼,這是自創的詞彙。在蔣介石原擬的退職文告中,並無「引退」或「辭職」的字樣,經李宗仁抗議後,「引退」出現在老蔣為李宗仁所代擬的文告中,「辭職」卻始終未曾出現在任何官方文獻上,因此李宗仁究竟是在「繼任」或是「代行」總統職權,成為憲政爭議焦點,也為老蔣後來的復行視事,留下伏筆,李宗仁因之斥蔣「至此危急存亡之關頭仍不忘權詐,一意要我作木偶任他玩弄。」

效法權詐 視呂為木偶

陳師孟並未建議阿扁「辭職」,只是要他「引退」,若不是他對憲法不夠精研,就是有意學老蔣的「權詐」手法,將呂副總統視為木偶,「任其玩弄」,果爾,則必然引發憲政爭議,治絲益棼,何苦來哉?何況,野心勃勃的呂秀蓮也不可能被人當作木偶玩弄。

再者,蔣介石於卅九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固然因局勢混亂,中樞不可一日無主,但在時間點上則主要是考慮到美國杜魯門總統預定三月二日於白宮接見赴美的李宗仁,蔣於前一日恢復總統職權,李宗仁的「代總統」職位就自然消失了,等於是讓李一無所有,這是老蔣政治鬥爭的高招。

蔣介石從引退到復行視事前後約一年,這是大局發展所致,非刻意安排,陳師孟卻硬性規定審判必須於一年內終結,「若判決有罪,依法量刑,若判決無罪,陳總統即日復行視事至任期屆滿」,看起來尊重司法,實則完全無視於一審最遲可於一年四個月內宣判的法令規定,究竟是陳師孟的藐視法律,還是一廂情願的保皇,令人不解。

仿效獨裁 躲幕後操弄

蔣介石雖宣布下野,實則仍控制黨政軍大權,他在浙江奉化溪口設立七座電台,親自指揮,大到軍隊調動,小到外交瑣事,無不一一過問,李宗仁根本指揮不動,等於是空頭代總統,體現了老蔣專制獨裁、黨國不分的一面。於今,陳師孟居然建議陳總統「重新任命總統府資政若干外,組成『非常時期國政顧問團』,即日起積極參與國政研議,在副總統召集下,建立實質集體領導之運作機制」,等於是要陳水扁躲在幕後,仿效當年蔣介石下野後的獨裁作風,無異是開民主倒車,豈不十分諷刺?

第一家庭因涉及貪瀆而遭起訴,那些當年為扁背書或曾分得一杯羹的政商名流,此時必陷入天人交戰的窘境,於是乃有所謂「含冤下台」之說,或有「慎重考慮去留問題」的建言,陳師孟這則「蔣介石引退模式」的建議,既反映了他內心的焦慮與良知的不安,更凸顯他對近代史的無知與引喻失義。

【2006/11/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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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國科會、青輔會等單位所做的研究調查發現,國內有近半的大學生覺得選錯了科系,而明年採大學一年級不分系招生的大學,將由今年的十餘個一躍而為六十餘個,其中包含一些傳統國立名校,所以有人認為學習美國的大學不分系招生確有必要。

這樣的推論其實值得再思考。首先,因為有很多的大學生覺得選錯了科系,所以大學可不分系招生以彌補此一缺憾?其實,每個年代學生的熱門科系或是覺得「實用」的科系與大環境變化有關,多數學生都是一窩蜂地搶入這些熱門科系,而台灣的教育資源也不太可能讓多數的學生都選到自己既感興趣又對發展有益的科系。所以,大一不分系的招生方式可以給學生多一點的時間決定志趣所在,但能否有效地少讓學生覺得選對科系或學如所願,效果恐怕尚待觀察。

其次,大一不分系往往有兩種情況,不是以學院為單位,就是以跨科系統合的「學程」方式為單位。若是以學院為單位,各學院本身特性是否適合?相關的規劃是否已完備?更何況,有些學院科系同質性高,大一不分系還說得過去,有些學院科系異質性高(例如一般社會科學院便涵蓋從經濟學到社會學等高異質的科系),全校不可一視同仁。

若是以「學程」為單位招生,感覺上這些「學程」就等於是新的學系,只不過是變個名字然後跨出單一科系領域之外而已,學生入學後並不太會獲得較高的彈性。

總之,吾人覺得大一不分系的立意良善,但不該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做法,也不該因為美國這樣做,我們就應該照著做,而是該因校制宜。國內近年來多項教育計畫往往都是不管相關的設計規劃是否已完成,反正先推動再說。若大一不分系的話,高中的相關配套做好了嗎?各校的大一基礎(通識)教育設計是否已臻完善?可否與未來分系之後的教育相連接?

在教育部各項目標浮誇的專案計畫(例如「五年五百億」)之下,吾人不希望看到學生成為高等教育變革的白老鼠,甚至連各系未來的競爭力(學生素質與訓練是關鍵之一)都因此受到拖累。

【2006/11/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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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社評】

最近頗引起社會注目的一本新書,討論「M型社會」的到來。所謂M型社會,是指知識經濟的結構下,有錢人變多了,但窮人也變多了;反而是中產階級快要消失了,社會的階層結構於是形成一個中間塌陷下去的M型。

全球化而使貧富差距加大的現象,在全世界都引起關注;比爾蓋茲等人富可敵國,而落後地區的貧窮景象則令人鼻酸。台灣的貧富差距對比又發生得特別急遽。在台灣,名牌商品蓬勃發展,頂級客層的消費力令全球精品業者驚奇。但另一方面,學童繳不起營養午費、全家受債務所逼而走上絕路等新聞,亦不時可見。「M型社會」現象的確在台灣獲得印證。至於中產階級快要消失了的種種後遺症,又以年輕人失業問題最值得關心。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調查顯示,過去十年間,全球15到24歲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增加。至於台灣,此一年齡層的年輕人失業率業已連續五年超過10%,是國內各年齡層失業率最高的一群。主計處官員澄清,這其中當然有很高比例人口仍在就學;但印證國內流行的「畢業即失業」的說法,以及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只有兩萬多元等現象,青年失業問題的嚴重性的確不可輕忽。

社會以往的印象,大學生是天之驕子,大學文憑是生涯「向上提升」的保證。曾幾何時,大學生連找到一個工作、躋身中產階級的夢想都不易實現;遑論那些學歷不佳、在起跑線上就輸人一等的困惑青年。台灣過去以均富的經濟表現傲視世人,也才使民間普遍相信「希望相隨,有夢最美」等政治承諾。但如今M型社會到來,社會上貧富之間的強烈對比,令很多底層民眾夢想破碎,對社會的公平正義產生質疑。而青年失業問題,更使很多人連努力奮發、積極爭取生涯發展的機會也被剝奪了。政府高談拚經濟,務必要從提高青年就業率做起!

【2006/11/13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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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飆歌 簡單唱打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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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0  中國時報
蕭戎/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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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0  中國時報
紀大偉

 

    芭樂銷美國,在上周末大獲全勝。喔,我並不是在談大家擔憂的台灣水果,而是《芭樂》(Borat)這部「偽紀錄片」(mocumentary)。此片是美國票房最新冠軍,也將在台灣上映。片中男主角「芭樂」出身中亞的某小國,前往美國學習文化,鬧出無數笑話。

    此片辛辣挑戰「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在台灣是指服從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但是這個詞在美國是指不要歧視少數/弱勢族群(如,女性,同性戀,有色人種,猶太人等等)。在美國,政治正確是「最低限度」的禮貌;芭樂一到美國,卻不斷挑釁政治正確。他問美國的女性主義者「女人的腦子是不是又小又遜?」;他問獵槍店老闆「怎麼樣射殺猶太人最爽?」咦,此片竟敢捉弄猶太人!──原來主角演員自己就是猶太人,所以有「身分認同」的免戰金牌。許多猶太裔影評人甚至認為此片是諷刺佳作。

    我忍不住要說,這種「土包子進大觀園鬧笑話」的公式,早就是陳腔濫調。二十年前在台灣紅翻天的南非電影《上帝也瘋狂》就呈現「土包子」(黑人/鄉野)進入「現代社會」(白人/都會)的典範。幾十年來,「秦朝的士兵誤入香港茶餐廳」主題的香港電影以及「火星人在美國白宮迷路」的好萊塢電影,也都是這種公式的變奏。《芭樂》充份玩弄了這個老公式。此外,此片抓對了時間點:《芭樂》就在美國期中大選投票日的前幾天上映,聽了太多選舉語言的觀眾,正好可以走進電影院,目擊選舉語言如何慘遭潑糞。

 

    《芭樂》讓我聯想起台灣風行的「悶鍋」等等電視喜劇。《芭樂》和「悶鍋」都是極具「政治性」的:正因為民眾對於政治領域深感鬱卒,所以看見政治性的喜劇才會開懷大笑。如果大家不夠鬱卒,這些影視產品恐怕就賣不動了。我想要提醒:一如「悶鍋」愛搞「對號入座」(模仿政治人物),《芭樂》也大事模仿,而且是在模仿美國社會不敢說出口的對象:芭樂這個主人翁,活像中亞/中東的回教徒;芭樂出身的「落後」國家,雖然在片中標明是哈薩克,但我一直覺得「哈薩克」根本是「阿富汗」的隱喻。至於片中大量出現的前蘇聯符號(如,俄文),更讓我想入非非──大家還記得「冷戰」嗎?

    但我想問:這種政治性,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大家對於公眾政治「一笑置之」(把政治人物拿來取笑一下,然後就置在旁邊,當作沒事發生過),笑聲又有什麼推轉社會的力量呢?笑過之後,還有什麼?

    名作家昆德拉吵熱了一句話:「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但這句話恐怕是二十世紀的化石。在犬儒主義的今日,我們只剩下這句話了:「上帝一思索,人民就發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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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電影五十周年慶祝餐會、晚會,已於七日、八日熱鬧登場,可是台語片歷史的傳承晚會,所謂「代代相傳」,卻忘了歷史,忘了最辛苦的台語片開拓者,忘了許多真正犧牲奉獻者,真正的卓越貢獻者未得獎,真正的藝術成就者也未得獎。

比起去年北京主辦的中國電影一百年的晚會、紀念會、座談會……尊重歷史人物、尊重傳承做法,我們差太多了,台灣真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嗎?

在台語片歷史上貢獻最大的人,無疑是桃園林搏秋,撥十甲土地,興建遠東最大設備最好片廠,在一千多部台語片中,甚至在六十年代前所有國語片中,唯一被香港影評人選入中國電影百年的百部佳作中的只有林搏秋導演的台語片《錯戀》。

林搏秋對台灣電影的貢獻是無人可比的,雖然他已過世,但是他還有後人,為什麼不給他獎,請他子女代表到場領獎,北京對已故有功於中國電影者,都請他們遺族到場接受表揚,以光前人遺德。為台語片犧牲性命的拓荒者白克,台語片先驅陳澄三、何基明、邵羅輝等等,他們都有後代,為何不請他們到場,以先人為榮,代表接受表揚,給現在影人好榜樣。

尤其台語片第一代影后小艷秋,在一九五八台語片金馬獎中,以最高票當選影后,在這次慶祝會中,無論傳單、海報、節目,連一個名字都沒有,難怪她拒絕出席,作無語的抗議。

兩次台語片影展都獲最佳導演獎的張英,也是台語片史上不可抹滅的功臣,台語片的兒童片、間諜片、童話片、動畫片都是他首開風氣,為何未請他到場,他的妻子白虹是台語片最出色的「天字第一號」的中國女間諜,不比學外國人的○○七重要嗎?為何未提?

最令人遺憾的是台語片唯一女導演陳文敏,當時包括在上海中國影壇,女導演也只有陳文敏一人,這次慶典中居然沒有提到她。台語片唯一女編劇王滿嬌雖以影星身分參加晚會,但她不只是唯一女編劇,還是唯一得台語片金馬獎最佳編劇獎的編劇,為何未給予表揚。在頒獎的項目中,台語片金馬獎的女演員小雪、小艷秋、白蘭、洪明麗,都應該得到表揚反被遺漏。

紀念台語片歷史五十周年,有遺漏難免,但不能漏這麼多。

【2006/11/1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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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2006-11-10 14:34

路透聯合國電---根據一份週四公佈的聯合國報告,挪威、冰島、澳洲,愛爾蘭與瑞典為五個最適合居住國家;非洲的生活品質則因愛滋(AIDS)急速惡化。

排名六至八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日本與美國。這份報告不僅比較「平均每人所得」(per-capita income),同時還包含教育水準、醫療保健與平均壽命作為國家福祉的評鑑標準。

聯合國發展計畫(U.N. Development Program)自1990年起,每年均公佈「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中包含了每個可以取得統計數據的國家。

毫無疑問,名列前矛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因較富裕國家的人民傾向比較健康,同時也有更多受教育機會。

尼日(尼日爾)在報告所列的177個國家地區中敬陪末座,其上為獅子山(塞拉利昂)、馬利(馬里)與布吉納法索(布基納法索)。根據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所公佈資料,香港排名22,新加坡與韓國分列25以及26,中國排名第81,台灣則未被列入評比。(完)

--編譯 鄒衡天;審校 張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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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編譯成怡夏整理報導】表現出色的職業婦女離開職場,成就更圓滿的家庭生活的故事,總能贏得媒體青睞,但真相到底是什麼?紐約時報記者麗莎.貝爾金2003年創造「出場革命」一詞,描述一群從勞動職場出走的母親,在當時的媒體刮起一陣旋風。其他媒體工作者急忙擷取身邊案例,描述婦女如何基於家庭因素告別職場的故事。但這顯然不是趨勢,根據兩項研究指出,美國婦女自動選擇「出場」來照顧家庭的故事都是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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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五年前往生,沒能留下隻字片語,真的很遺憾,所以,我預立遺囑,希望當那天來臨時,不要讓愛我的人擔心。我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家中三隻貓、三隻狗,遺囑中我將牠們託付給親朋好友,還附上一筆安家費。

我平均每半年修改一次遺囑,台北房子留給親人。我為自己舉辦生前告別式那天,媽媽哭了,但後來她也漸能接受這個觀念。我希望,靈堂不要佈置得一片死白,讓人看了就害怕,最好來參加的人都能穿得鮮豔些,邊喝下午茶邊欣賞我出外景的影片,若能有人唱歌或爵士樂就更好了。

【2006/11/09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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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的遺囑,主要是告知家人,當我瀕危時,請停止無效急救,並將自己有形、無形的財產做個交代。目前我的保險受益人是慈濟和法鼓山兩大宗教團體,剛換的房子則正在考慮要做別的利用,可能將部分留給妹妹的小孩、或是捐作公益。總之,要想個辦法讓它更有意義地延續下去。

當最後一天到來,我會希望待在熟悉的家裡,聽著熟悉的音樂,在家人、好友的陪伴下離開,我希望大體捐贈,只要最簡單的火化、儀式就可以。

【2006/11/09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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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罹患肝癌,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那種面臨生命的不確定性,很讓人害怕,當時心裡一直有個聲音:「至少做一些事吧!」因此,開刀出院後我預立遺囑。遺囑的內容很簡單,主要是交代後事要怎麼辦、自己的心情又是如何,最重要的是,給父親及兄弟姐妹留下些文字。

我向來主張樹葬,等到那天來臨,遺體火化後撒在樹下,當家人思念我時,可以到那棵樹下看看我,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彷彿也隨著大樹茁壯而獲得延續。在遺囑裡我還寫道,當我瀕危時,不要對我施以急救,倘若身體裡的器官還能用,我想要捐出來。

【2006/11/09 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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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0rz.tw/1b2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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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8  中國時報
文化火炬 照亮宜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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