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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台北詩歌節4日晚間將在中山堂盛大開幕，今年將有多場跨領域的詩歌展演，包括布拉瑞揚的新舞作、黎煥雄的音樂詩劇場、石佩玉的光影戲，和侯季然、周東彥的影像詩等節目；此外剛出爐的「臺北詩歌大賽」首獎得主王榆鈞及評審團大獎得主王慈慧，也將於當晚特別演出。

詩歌節自4日起連續一周在誠品敦南店B2藝文空間展開，將有來自西班牙最動聽的帕可‧伊巴涅茲演唱會、馬其頓的凌厲抒情詩人索藍‧安切夫斯基、巴斯克的口語新傳人柯曼‧烏立柏、詩壇遊子秀陶與國內詩人對話交流，4日當天還與南海藝廊合辦「文學市集」，邀約富有創意的文學創意產品攤位，帶給大家情意濃惆的「秋之興」。

詳細活動可上網查詢http://www.2006tpf.com/。

隱喻不只是字詞的遊戲，而是與我們的認知活動以及思維運作息息相關的角色，在我們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思維活動中無所不在……

隱喻是生活必需品

隱喻，一向被視為一種修辭文學技巧。作用是增強表達效果，充當文學語言表述的點綴與修飾。此一定位的認定源遠流長，在西方可遠溯至古希臘時代的亞里斯多德。

1980年語言學大師雷可夫（George Lakoff）與哲學大師詹生（Mark Johnson）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以大量日常口語資料揭示：隱喻不只是字詞的遊戲，更是與我們的認知活動以及思維運作息息相關的角色，在我們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思維活動中無所不在。大部分的概念體系本質上是譬喻性的，我們經由此一途徑建構了觀察事物、思考、行動的方式。普遍性、系統性、概念性是隱喻思維的三大特性：

1.普遍性：隱喻是語言的常態。經過長期約定俗成而進入日常語言並使人們習以為常。據統計，英語中70%的表達方式是譬喻性的。

2.系統性：立基於我們的經驗，並且有系統地存在於我們的文化中。概念譬喻藏在各種名稱的背後：電腦介面的建構（如：桌面譬喻），以及將網路架構成「資訊高速公路」、「百貨公司」、「聊天室」、「拍賣場」、「遊樂場」等等。正因為譬喻思維具有系統性，才使得這些應用成為可能。

3.概念性：隱喻表述涉及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揭示了身體經驗在概念形成中的重要性。此一認識除了有助於瞭解人類思維運作的方式，更有助於瞭解各種文化間的特性與共性，更深入發掘我們的世界。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2003年再版補記中說：

我們如何進行譬喻性思考事關重大，可用以解決的問題無所不包：上至戰爭與和平、經濟政策、法律決策，下至日常生活的平凡選擇。……婚姻是一種夥伴關係、共同的生命旅行、世外桃源、成長的手段，或者是將二人結合而形成第三種實體？選擇以上任一方式將婚姻概念化會決定你的婚姻形態。例如：有一對配偶視婚姻如夥伴關係，而另一對則視婚姻如世外桃源。夥伴關係之責任承當與世外桃源之不受責任羈絆的特徵根本是南轅北轍。

高高在上／屈居下位

方位隱喻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一書詳細論證了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實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三個隱喻思維的基本型。

人類的空間方位感知是一種最基本的能力，空間經驗也是人在成長過程中較早獲得的基本經驗。空間方位來自於我們身體與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之經驗，由這些基本經驗而獲得的有關方位的概念，則是人類生存中最基本的概念。人生而有前後之別，面向前方，眼睛對著前方，肢體的構造也適合向前移動。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向上較向下費力。醒著或精神好的時候我們站、跳或直立行走，生病或疲累時坐下或躺下。於是「上」與「前」皆屬正面、積極的意象，而「下」與「後」則為其負面。將這些原初的具體方位概念投射於情緒、身體狀況、數量、社會地位等抽象概念上，便形成「方位隱喻」。

這些隱喻的來源域與目標域之關係並非任意搭配，而是有其事物性質和身體或文化經驗為基礎的。例如情感（如幸福）與感覺中樞運動肌經驗（如直立）之間有成系統的相關性，下沉的姿勢主要與悲傷、失望有關；直立、跳躍的姿勢是積極的情緒狀況。這就形成方位隱喻的基礎。「I'm feeling up」、「I'm feeling down」，「情緒高昂／情緒低落」等均源於此。此外還滋生出「質優居上」（如：上／下策、上等、上／下流）、「量多居上」（物價上漲／下跌）、「權優居上」（如：上級／下屬、高高在上／屈居下位）等各種隱喻概念網絡的延伸。

目中無人／漸入佳境

實體隱喻鍋

「實體隱喻」是說，實體感知與思維將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等無形的狀況化為有形的實體。此類隱喻包含三個次類：（1）實體與物質隱喻。（2）容器隱喻。（3）擬人化。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擬人與實體隱喻，我們時時在用而不自知的有容器隱喻：

我們是肉體存在的生物，通過皮膚表面與世界的其餘部分相連，並由此出發，經驗世界的其餘部分如身外世界。每個人都是個容器，有一個有界的體表與一個進出的方位。我們將自己的進出方位映射到其他具表層界限的存在物上。於是，我們也視它們如一個有內外之分的容器。

容器有裡、外、邊界，凡具有邊界特質的都可歸入容器隱喻範疇。容器隱喻可分為三個次類：（1）地盤；（2）視野；（3）事件／行動／活動／狀況。地盤隱喻的隱喻表達式如：出入境、出國、國內／外、出門／進門、離家出走等，以「邊界」為容器。

我們也會將無明顯邊界的事物範疇化為容器，如：山群、街角、障礙等。甚至將身體視為大小容器的群集，如：「心裡、眼中、離開我的視線、視野中、目中無人」等語。另外還有「參加／退出比賽、入會、漸入佳境、熱戀中」等也是將事件、行動、活動、狀況等視為容器，這也是抽象事物實體化的一種表現。

生是來，死是去

結構隱喻

至於「結構隱喻」，立基於我們的肉身體驗成系統對應。單純立基於肉身體驗的概念如：上下、進出、物體、實體等，屬於我們概念系統的基本面，沒有這些概念我們簡直無法說理或溝通，但這些單純肉身體驗的基本概念為數不多，往往僅止於指涉與量化。在這些作用之外，必須藉助結構隱喻使我們將談論一種概念的各方面詞語用於談論另一概念。

例如我們對「人生」的文化共識：「人生是旅行，生是來，死是去」、「一生是一日，老年是日暮」、「一生是一年，死是冬」、「人生是一場戲」等一系列譬喻概念。我們將生命視為有目標的活動，並且具有達到目的地的途徑，「生是來，死是去」。童年如「開端」，是「人生的起跑點」，老年如「路走到盡頭了」。我們形容人在為生存而工作是「謀生」、擔憂人生的「歸屬」、有「人生要有目標」的共識。知道並掌握「人生方向」的人通常受到尊崇。作人生方向之選擇時，我們會說「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選哪條路」（不知何去何從），抉擇錯誤是「誤入歧途」，錯了然後省悟是「迷途知返」，無法可想是「窮途末路」、「走投無路」。

高鐵、高捷都應多做一些演練，勿再「凸槌」。給人民一些信心，不宜因選舉將至，拿出來「秀」一下，更不宜因ＢＯＴ就急著商業營運。

個人在台北捷運有多次實務經驗：以工程檢查總召集人的身分，整合土建、機電與系統（含電聯車、電力、號誌、通訊等），平均花費需九至十二個月之長。時間自一九九九—二○○六年，成員中有各類不同領域專長及實務經驗的工程司組成；半夜至「行控中心」下達命令，自機廠發車、編組，離峰時段電聯車返回機廠，一次又一次的測試，找出最佳之調度與排班及問題所在。

駕駛員、控制員、站務員需多次的演練，始能熟悉工作環境的每一環節；每一車站之站務配合及各種特殊狀況的處理等。台北捷運在測試、演練皆以「中文」相互溝通，若中、英、日、德、法等語夾雜在一起，恐需額外的三個月來苦練，聽不懂列車掌指示是非常危險的；且對不同系統、國外已發生過的狀況，更需反覆模擬至熟練為止。

早期捷運第一條淡水線工程發包時，大型土建十餘標，機電系統標亦分水電、環控、號誌、電力供應、通訊、自動收費、電梯／電扶梯等外加電聯車（ＥＭＵ），土建標之國際廠商含中、美、英、法、德、日、韓；機電系統標廠商有中、美、英、法、日、加、新等，專業分包部分更有其他外國參與，因此開會時要求以中文為主（初期外國籍廠商允許帶翻譯乙位進場），英語為次（必要之小型會議、商談），各（雙）方久而久之能對主要術語牢記心中，應用尚無問題，因此下達指令較易收斂及正確。當然測試計劃（含靜態與動態）若能完整，實務面於執行期間可減少問題發生。淡水線北投機廠有長達一千四百公尺供系統測試與模擬，甚至在出軌時如何依標準作業流程於最短時間內復元（尤其於進出機廠慢速行駛時），故測試演練時間不可少。

其實高鐵、高捷有不少專業的工程師，在台北是有經驗的。是否因「老板」不同，而少做了些該做的？然而交通建設、軌道系統，是今後國內值得開發，以解決北中南各大都會人口密集交通問題。唯更應以「安全品質」為最高管理首務。

勞委會降低育嬰假門檻，讓三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員工也有福氣享受生兒育女樂趣。儘管許多中小企業的老闆叫苦連天，但若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卻是對台灣長遠的祝福：

一、從社會安定看：家庭是社會基本結構，育嬰假除提高生育率，更有助親子關係的培養，使孩子心裡充滿被愛及安全感，孩子長大後，較能為社會帶來溫馨與安定。

二、從中年就業看：企業不願雇用中年員工，使中年失業令人恐懼；然而政府推動育嬰假後，許多企業勢必更樂意聘雇已經生兒育女的中年員工，來解決公司面對育嬰假的人事問題。這比政府要求企業聘員工時，不能有年齡歧視的規定要有效多了。

當然，我這樣的見解或許讓許多將賺錢擺第一的企業不認同，然而，賺錢不是要賺萬年財嗎？只有家庭安定，社會才會安定，企業也才能長治久安了。

在法國，小說讀者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專家說這個現象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女人比男人容易相信別人所說的故事；二是小學生當中，女孩的語文能力通常比男孩強，暗示女孩比較容易進入文字世界。其實人類歷史上，女性很早就提筆書寫了，但多限於書信或日記等私人寫作。儘管法國女性閱讀人口眾多，能出書的女作家卻不多，成名的就更少了。

難道法國女人對文學創作的興趣遠不如男人嗎？當然不。事實上，寫作的女性人數相當多，但是作品能出版的可不多，因為她們當中有人只為自己寫，不尋求出版。還有，她們又要照顧家庭又要寫作，是否有餘力去找出版社呢？龔固爾文學獎評審委員丰素雅‧尚德納泃女士指出，在法國，和男性作家比起來，女作家確實太少了，背後暗藏一個大家不太願意明講的重大原因，就是「法國文壇非常大男人主義」。

法國女性在文壇上真是吃癟，以龔固爾文學獎為例，自1903年以來，只有九位女作家得過大獎。並非由於龔固爾文學獎的評審委員沒有女性，因為自1910年以來，就有女評審；現在的十位評審當中，有三位是女性。比起法國其他文學獎的評委組成，龔固爾文學獎的評審團是最女性化的。那麼，為什麼得獎女作家這麼少呢？這觸及了那個大家不願意挑明直說的「重男輕女」心態。尚德納泃女士本身也是傑出作家，據她說，以2004年參選龔固爾文學獎的兩百五十本小說為例，她特別留意小說作者的性別，其中16.5%是女作家。顯示出版社提出參選書單時，已經先從可不可能得獎觀點過濾了選擇。依據往例，他們肯定推薦男作家的小說參賽。

此外，法國文學評論一般對女作家的得獎作品比較嚴苛。從文學期刊和報章雜誌的評論文章來看，評論法國女作家作品的文章數量不多，即使有，許多是討論英語系的女作家。這個現象當然離不開法國文壇其實是由男性掌權。這些文壇大老不欣賞女性議題，像探討懷孕、嬰幼兒或養育小孩的母親等等，認為這些主題缺乏普遍性。不過，他們倒是推薦男同性戀的小說，不嫌這個議題也缺乏普遍性。英美女作家沒有這種性別歧視問題，但在法國，男作家遠比女作家吃香。

近日，一位長期照顧腦性麻痺兒子、身心俱乏的母親向政府表達「希望立法讓兒子能安樂死」，此報導再度引發人們如何安排死亡，特別是有關「安樂死」沸沸揚揚的討論。

筆者從事神經科三十年，服務照料過許多巴金森氏症、漸凍人，以及失智症、植物人的患者，深感「生」非我意，「老」和「病」更非己願，對於自己的最後「死」的過程，人應該有他自主的權利。

目前全世界只有比利時和荷蘭通過「安樂死合法化」，顯然安樂死並不能獲得世人的接受。在我國，生死哲學、陰陽民俗大異西方，要通過「安樂死立法」更不可能。另外，我們樂於配合患者要求「協助自殺」或「加工死亡」的醫師也一定少之又少。因此筆者建議，民眾與其苦求政府或醫師恩賜「安樂的死亡權」而不得，不如善用自己「治療的自主權」，幫助臨終的自己「迎接」死亡！

醫療行為中，往往同一種臨床狀況有不同的處置方式，不同的方式各有不同的目的、影響和舒適度，各人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一般人當然不可能清楚這些細節。但是，醫師法規定：「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病人有知的權利，當然就有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因此，實踐臨終尊嚴的方法很簡單，筆者稱之為「自主意識」死。

醫師們將病人病危時可能面臨的各種心、生理狀況和備應的各種處理方式，包括方法、內容、性質、可能結果，目的是延長生命或減少痛苦等儘量表列，在患者自認需要時，臨床醫師一項項預先向病人分析說明，由病人自己預先決定「接受」或「不接受」，然後簽署，爾後一旦某種狀況發生時，醫師護士依約施行。

此法除可兼顧病人尊嚴安寧的個人性、主控性、積極性，更可「不受病人臨終神智障礙影響」，家屬及醫師退居「被動」及「諮商者」，也可心安理得！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合法地由政府和立法者手中，奪回自己的善終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