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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0  中國時報 
蕭戎/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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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中縣的高美溼地,佔地雖然不大,但卻因擁有潮汐、草澤、沙地、泥灘和碎石等多樣性的棲息環境,所以在這裡孕育著種類繁多、數量可觀的動植物。

無奈的是,這塊淨土已經逐漸被汙染。一桶桶的貝蟹被帶走,部分民眾竟然騎機車進入溼地、對著海平面放沖天炮,還有處處可見的成堆垃圾,看到人潮湧入之後慘不忍睹的景象,實應汗顏。難道對於自然,對於生態,對於生物,我們除了蹂躪、汙染,就不能與之和平共存,好好維護大自然寶藏?

更讓人失望的是,除了十七日民意論壇「遊高美溼地,洗腳要二十元」提到的攤販林立和消費糾紛問題之外,對於這塊溼地,有關單位究竟有沒有進行縝密的規劃與保護?否則再這麼下去,高美溼地除了成為日後記憶中一個美麗的傳說之外,更會淪為三百多種生物的悲悽墳場!希望政府立刻拿出方法,拯救這塊美麗的土地!

【2006/10/19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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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9  中國時報
侯維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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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9  中國時報
簡啟洵/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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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黃正雄日前約有七十位跨黨派立委連署支持遷都中南部,呂副總統也數次認為為平衡南北差距又重提遷都議題。個人認為,鄰近我國且與我國在經濟、社會與政治情勢較接近的韓國,其目前積極推動遷都之過程,或許可供國人理性討論與思考的空間。

    韓國政府於二○○四年八月公布新首都將遷往首爾(漢城)以南約一六○公里忠清南道的燕歧郡與州市,這塊位於韓國中部的地區將取代首爾成為韓國新的行政首都。這個新行政首都面積七十六平方公里,將從二○○七年開工建設,到二○三○年形成擁有五十萬人口的城市。

    二○一二年至一四年韓國主要國家機關都將遷往新行政首都,遷移國家機關所需經費總計約四十五點六萬億韓元,約合四五○億美元。其中政府負擔四分之一,民間籌資四分之三。政府負擔部分,韓國政府已決定透過出售在首爾將遷移的政府機關土地和建築物費用來挹注。

 

    事實上,世界各國有少數已遷都或想遷都的國家。所謂的遷都大多屬於新獨立國家之定都性質,而實際遷都的國家不多,如巴西為平衡全國經濟發展,於一九六○年四月正式將首都從里約熱內盧遷往內地巴西里亞,德國於統一後將首都從西部的波昂遷回東部柏林,尼日利亞於上世紀八○年代將首都遷往較為中心的位置的阿布賈。該三個國家遷都的目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不適中,影響全國經濟均衡發展而實施遷都,而德國亦含有平衡東德地區居民心理作用之政治考量目的。

    而少數想遷都的國家,如坦桑尼亞在上世紀七○年代就決定將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從海港遷往中部地區的多多馬,但因資金嚴重缺乏,延到最近才完成遷都。阿根廷眾議院於一九八七年五月批准將遷往南方的城市別德馬,其目的是要開發人口稀少、資源豐富的南部地區,但遷都計劃受到部分人的反對,所需耗資亦龐大,因此計劃之進行仍然相當艱辛。

    伊朗從二○○四年初起,執政當局即開始討論從德黑蘭遷都的計劃,但未有具體的決定。另外,東京人口過份集中造成都市機能的老化,日本於最近十年來,包括國會在內亦有不少從東京遷都的建議,新址可能為位於東京北方或南方三百公里內,但並未有具體的決定。中國北京也因沙漠化及水資源的缺乏日趨嚴重,因此亦有建議遷都。馬來西亞亦有遷都之計畫,但尚未付諸實施。

    由於一個國家首都的決定和遷移茲事體大,世界上不少國家是以憲法明定首都所在地。近年來雖然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想透過遷都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造工程,但遷都有其一定的條件與侷限性。遷都需考慮的因素除經濟、社會、歷史文化、人口結構、民眾情感認同及全國的區域平衡發展外,在台灣政治因素將是關鍵議題。

    從上述各國遷都理由來觀察,台灣區域範圍不大,交通、資訊發達,各地區人口分布尚不至於發生嚴重失衡,未來高鐵完成後,台北-高雄將成為一日往返的生活圈,北、中、南間之經濟、社會結構亦未發生很明顯差距,想藉由遷都來達到南北經濟平衡發展的效果不大。而在台灣朝野政黨政治立場對立明顯下,要尋求遷都共識的可能性相當低,必要性也不強烈。

    其實目前較為重要的,應從行政區域重新調整著手,合併擴大縣市行政區域,以提升地方政府在全球化下的競爭力,同時亦可藉由該項調整來達成區域均衡發展目標。如此將比遷都更具實質意義。(作者為內政部民政司專門委員,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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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算花六十五億元,在衛武營建「南部的兩廳院」,國內藝術表演團體當然叫好,只不過叫聲實在有點衰弱。因為他們早就餓扁了,已無力氣為政府「德政」大力喝采。

    這些年來,表演團體簡直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食衣住行育樂,「樂」字殿後。景氣不好,大家都要想方設法節衣縮食,哪有閒錢從事藝文活動?

    屋漏偏逢連夜雨,票房已不佳,政府偏又削減藝文補助,各表演團體只好餓著肚子苦中作樂。如果狀況沒改善,民國一百年,南部兩廳院揭幕前,國內表演藝術恐怕早已餓死氣絕了。

 

    藝文活動必須有愛好者支持,而且,藝文不是商業活動,當然不應由市場機制主宰。所以,先進國家必然有文化政策,以政府經費補助藝術表演團體,越是先進,藝文補助越高。

    其實,藝文愛好者與表演團體才是藝文活動的主體,至於表演場地則只是末節。義大利著名的威隆納音樂節,用的是羅馬時代的競技場;美國的探戈塢音樂節,則讓聽眾在草地上或坐或臥,欣賞音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只要表演者水準高,露天、搭棚都一樣爆滿。

    台灣在升學主義壓力下,藝文教育名存實亡,愛好者不多,藝文活動也少。藝術表演工作者都是靠「為了藝術為了愛」的信念支撐,辛苦地走藝術之路。環境惡劣,當然更須政府的幫忙。

    遺憾的是,台灣政客對「政績」的要求一向是「看得見」,而且一定要「馬上看得見」。所以文化政策、藝文教育這些長久、隱性的軟體工程,根本不受重視。心中沒有文化的政客,寧可蓋一堆「文化中心」來養蚊子,就是不願長期支持藝文團體。

    「衛武營藝文中心」的中心,當然也是政治,而不是藝文。它有「南北平衡」,鞏固綠營票倉的任務。否則,政客哪肯為藝文大手筆投資六十五億元?

    拋開政治,南部人理當有「兩廳院」,但「兩廳院」不能只有硬體而無軟體。如果政府不肯相對地投資藝文活動,扶助本土表演團體,未來,「南部兩廳院」可能會淪為「文化殖民地」,只能服務「歌劇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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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8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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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8  中國時報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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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7  中國時報
李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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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社論】

最近外國趨勢大師在媒體上發出驚人之論:未來的社會將是富者愈富,而窮者愈窮;就台灣而言,八成的中產階級會落入下層社會。聽在目前薪資不斷縮水、找工作愈來愈困難,而貧富差距則愈來愈懸殊的台灣中產階級耳中,格外令人膽戰心驚。

的確,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去年以「五等分位」衡量的所得分配指標,可支配所得最高的1/5家庭與最低的1/5家庭,所得差距達6.04倍,與六年前的5.5倍相比,顯著惡化。考其原因,高所得家庭平均每戶收入上升,但所得較低的六成家庭收入均減少,尤其是最低的一組較六年前大降9%。至於這1/5家庭收入大減,根源之一就是,其中半數以上家庭戶長無職業,比六年前更惡化8.3%,而且即使有工作,薪資收入也較前大降近兩成。

以這樣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不但窮者將愈窮,那些所得正好在中間的所謂中產階級景況也日益淒慘,落入下層社會的可能性自將與日俱增;那一天台灣落得跟超級窮國孟加拉同日而語,又有誰敢說絕無可能?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宣布得主之後,各國媒體皆報導如常,唯獨台灣各大媒體紛紛大篇幅報導,回應無比熱烈。對孟加拉的尤努斯得到和平獎,國人如此矚目,相信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是重要原因;許多日漸貧窮,眼前所見盡是一片黯淡的台灣人民不禁質疑,台灣可會有像尤努斯這樣的經濟學者兼銀行家,畢生不遺餘力要拉窮人出泥淖?

如何讓台灣的窮人或日益貧窮的人擺脫厄運而置諸衽席之上,可分兩個層次討論。

首先,是誰將過去半個世紀得天獨厚,坐享從落後國家直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奇蹟的幸運兒,忽然打入冷宮,要面對窮者益窮,中產階級落入下層社會的命運?若干被意識形態俘虜的政客與媒體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都是積極開放兩岸經貿互動惹的禍。根據他們的邏輯,就是大批企業家爭先恐後赴對岸投資,讓台灣資金失血、投資衰退,才會造成本地勞工求職無門、薪資縮水;就是大批廉價大陸商品跨海而來,打擊本土產業,才會讓企業經營失色、銷路受挫、無力投資、減產裁員。因此,只要主政者勇敢地關起國門、嚴禁企業跨海投資、嚴格把關不讓大陸產品輸入,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重溫經濟奇蹟的舊夢、保障國內無數受雇者薪資上升、工作穩定。

這些井底之蛙卻未見到,20年來全球總人數高達50億以上的落後國家紛紛覺醒,競相以其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工結合先進國家的資本、技術、經營能力,生產出不計其數的廉價製品銷往全世界,中國大陸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當我們鎖國自保,不但斬斷了台灣企業家、專業人士、投資者利用此一世紀大利基獲利發展的機會,也讓高價的本土企業面對低價的跨國產品步步退縮,自毀長城。正是大批企業不堪潮水一般湧來的強勢競爭而慘遭淘汰,以及大批才智之士、經營資金如潮外流,台灣的經濟實力才一日衰於一日,工作機會一日少似一日,困守國內的中下層社會也才會深陷困境,無以自拔。

其次,在我們這個社會未見像尤努斯那樣大仁大勇之人,與台灣目前數百萬人投入大宗教團體勇於行善的大環境,形成了極端強烈的對比。我們相信,聰明才智在尤努斯之上、慷慨輸將也遠有過之者,在台灣比比皆是。只是欠缺尤努斯的眼光與氣魄,誤以為施捨與救濟就是最大的功德,施粥施衣即可扶窮救弱。我們的宗教家渾然不知,尤努斯面對乞丐時拒絕施捨,卻以極有限的資金引導他們走上自力更生的正途,才是對抗貧窮的根本之道。

了然於此,台灣其實比孟加拉更有機會救度我們的中產階級與貧窮家庭。對前者而言,要那些政客放棄只問選票不問國家、只計意識不計眾生的心態,睜開雙眼,認清全球大勢所趨,放台灣與台灣人民一條生路,則日暮途窮的台灣會忽然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財源將滾滾而來,為台灣人民開出一個新局面。

但對無數已身陷貧窮困境者,除了讓台灣重現生機之外,每一個一心度人的宗教團體都應深思尤努斯的榜樣,將無數善款與義工的智慧一轉而為替窮人開出生路的及時援手,引導他們找到自己的立足點與鐵飯碗,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永脫苦海。

【2006/10/17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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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社論】

什麼是「塗鴉」,不必說,大家都知道。小孩子拿起筆隨便畫,就是塗鴉。甚至在家裡牆壁上隨意寫字或者亂劃,是出於好奇,是還不懂得規則,大人們往往一笑置之。長大了,還在不該畫的地方畫畫或者寫字,那就不是好奇,也不是不懂得規則,而多半是出於抗議或挑戰既有規則和權威。既然如此,塗鴉自然是選在列為禁忌的公共場所為多,不會是自己家裡。不是嗎?會去塗鴉的,多半是青少年,或者沒權勢、沒發聲管道的下層民眾。

反過來說,如果是藝術家在公共空間作畫,不會有人稱之為「塗鴉」。總之,沒有藝術價值的,就容易被視之為塗鴉。主流社會裡,幾乎沒有人會喜歡塗鴉這種次文化。可是,前幾年,很多小學的圍牆整修之後,流行找小學生來即興創作,應該也算是塗鴉。被列為古蹟的華山文化園區,裡面就有以前的塗鴉,而且這些塗鴉被保存下來,不只因為它們是存在這些古蹟的既存事實,而且還將成為華山文化園區的特色和賣點。

證據就在於,這裡會有一場國際塗鴉大展。不管這個塗鴉大展是官方辦的還是民間辦的,都必須先釐清如何看待塗鴉這個問題。否則,一方面要民眾「欣賞」別的城市的塗鴉,一方面又不准自己民眾塗鴉,難怪引發只准「商業塗鴉」,不准民眾塗鴉;只准官方塗鴉,不准百姓塗鴉的指責。不要忘了,對於不欣賞某種藝術的人來說,那些創作就是「塗鴉」,於是充斥在捷運和公共建築物的那些畫作,就是官方塗鴉,而且還強迫所有人去觀看。

所以問題在於,既然保存了華山文化園區裡的塗鴉,而且文建會同意民間廠商舉辦國際塗鴉大展,就必須知道自己已經包容了塗鴉文化,已經要讓這城市接納具有抗議色彩的塗鴉文化。否則,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幾個年輕人趁著夜黑跑到華山文化園區的古蹟上塗鴉,這當然是不對的行為。如果有人到處隨意塗鴉,這個城市恐怕也很難忍受。但一個有包容力的城市,總要能夠容納抗議,包容「某種程度的沒有規則」。因此華山文化園區的噴漆塗鴉事件,重點不在:該不該在古蹟上塗鴉。而是,對於抗議和非主流的次文化,我們有多少包容力?

【2006/10/16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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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6  中國時報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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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6  中國時報
彭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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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6  中國時報
林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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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http://www.wretch.cc/blog/TAIDS&article_id=54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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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學院十二日宣布,土耳其最著名的小說家兼社會評論家帕慕克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

評審委員會說,五十四歲的帕慕克「在追尋故鄉(伊斯坦堡)憂鬱靈魂的過程中,發現文化衝突和交織的新象徵」。評審委員會稱讚帕慕克「探討文化衝突的象徵,著作等身」。帕慕克可獲瑞典幣一千萬元(約台幣四千五百萬元)的獎金。

帕慕克蜚聲土耳其海內外,著有「我的名字叫紅」(中譯本由麥田出版)、「雪」(Snow)等小說。帕慕克也是政治異議人士,經常批判土耳其歷史,讓土耳其迫於國際注目的壓力,不得不尊重言論自由。

戴眼鏡,生就一張娃娃臉的帕慕克經常批判土耳其不敢面對歷史的陰暗面,結果也讓他成為文壇和歐洲聯盟自由的象徵。

一九八二年,帕慕克推出第一本小說「貝氏父子」(Cevdet Bey and His Sons)即獲獎。因為小說譴責土耳其虐待少數民族庫德族人,並在鄂圖曼帝國時代大屠殺亞美尼亞人,而招土國之忌。

帕慕克去年告訴瑞士一家報紙,土耳其沒有人敢提及土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殺害一百萬亞美尼亞人,最近數十年也殺害三萬名庫德族人,聽得許多民族主義人士火冒三丈。

帕慕克後來受審,罪名是「汙辱土耳其」。帕慕克在庭上自我辯護道:「我說的話並非汙辱任何人,而是事實。就算說錯了又如何?人民難道沒有權利平靜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今年一月,法院終於宣判不起訴帕慕克。

帕慕克是穆斯林世界第一位發言譴責,認為不該對英國作家盧西迪做宗教審判的作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帕慕克在國際揚名立萬,主要是得力於他的第三本小說「白色城堡」(中譯本由麥田出版)。這本歷史小說談的是一名威尼斯奴隸和一位年輕學者的關係。學者買下奴隸,後來他倆的身分卻逐漸模糊。

皇家科學院說,帕慕克的作品經常提到「自我」和「分身」。他的近著「黑書」(The Black Book)也談到這個主題。書中的主人翁在伊斯坦堡找尋他的妻子和她的同父異母兄弟。主人翁最後也和他們互易身分。帕慕克的作品往往討論過去與現在的衝突,東方和西方的衝突,現世主義與伊斯蘭教的衝突等等。

帕慕克新作是「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中譯本由馬可孛羅出版),書中交織他對童年的追憶,以及對伊斯坦堡在羅馬帝國,拜占庭和鄂圖曼帝國時代的反映與想法。

帕慕克說:「伊斯坦堡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與伊斯坦堡牢不可分,是伊斯坦堡造就了今天的我。」帕慕克一九五二年誕生在伊斯坦堡一個富有的西式家庭。他英語流利,曾以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身分在美國住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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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甘逸驊/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研究員(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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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王順民/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北縣新店)】

報載,收容愛滋病患的中途之家被判決要搬離原來社區,事實上,從愛滋、精神官能與心智障礙這些非我族類,總是遭到不同形式的排擠;各種不同案例的背後不單只是「排擠愛滋」與「歧視殘障」的道德性指稱,還有社會性包容的機會教育以及建構專業的服務網絡。

基本上,事件的兩造對簿公堂,即便最後可以藉由司法而獲致某種的結局,但包括愛滋、身障團體的進駐,對照於街坊居民的抵制,卻也違背了社區融合的目的,造成多輸的下場。

與其凸顯應否接納生理弱勢的族群同胞,倒不如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社會是否提供了一個「對所有弱勢族群友善」的社會情境?誠然,當髒、老、病、呆、醜等等的弱勢族群,依舊還是處於一種社會性排除的人身困境時,不要說外界將他們視為洪水猛獸,他們本身也會因為該種歧視的社會性標籤,造成了弱勢族群自我的社會性隔絕。

何以高達近百萬的殘障同胞及其家庭親人,不願意或是不敢走出陰霾傷痛,顯然,這種來自於主流族群的偏差標籤,背後實則涉及權利行使與社會行動,這才是這些層出不窮案例的癥結所在,更直接地說,「排擠愛滋」或「歧視殘障」不該是一種原罪歸咎,更無關乎個別的道德層次,所該譴責的是社會本身的假道德、偽道德與不道德,這是因為個人的偏見往往反映出來的是社會集體的謬誤。

總之,如何卸除表相性的道德意涵以及推動福利社區化的配套措施,這些才是事端落幕之後要誠實面對的。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切入時,社區居民與社福機構兩造之間的攻防舉措,背後所涉及社會性包容的機會教育以及一套縝密的支持服務網絡,這才是激情過後的重要課題!

【2006/10/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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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3中國時報
紀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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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3  中國時報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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