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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在歐盟高峰會上，法籍歐盟雇主聯合會主席塞埃用英語發言。法國總統席拉克惱羞成怒責問他何以說英語，塞氏回答乾脆，這是國際會議，繼而話鋒一轉，批評法國正在走向經濟民主主義的死路。不久瑞典一家雜誌登載一篇文章「一個幽靈，經濟民族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歷數歐美各國抵制新一輪全球化的怪象經濟學。

日月光的出走，給台灣人民帶來觀察此幽靈在台種種稀奇古怪現象的機會。

所謂的經濟民族主義，說得白一點就是：談（跨國）公司必論國籍，談股市必論地域，談經濟必論國家之利益。說得再白一點，就是要在經濟這個小白臉上刻出「本土」或「外來」的烙印。其實，經濟民族主義並非新玩意，它不過是冷戰意識的代理人。一九九○年「蘇東波」跨冷戰意識收起，但是全球化卻帶來新衝突，世界經濟發展速度顛倒，東快西緩，南勝北敗，各國為了保護自己，經濟價值民族化成了新武器。在台灣早於一九八○年代兩岸經濟開放之初，經濟民族主義便已顯靈，只是這種幽靈以「經濟民粹主義」命名更為準確。

台灣經濟民粹主義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政治指導經濟。經濟大政方針必討好政治利益集團，政治利益集團必討好選票。二用意識形態區隔經濟活動，製造經濟禁區。三炮製錯誤概念，如空洞化、依賴度等愚化民智。

在經濟民粹主義統治下，再也不會有遠見和變通能力的企業和商人。經濟民粹主義與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也與愛不愛台灣毫不關連，應該到了全民起而誅之的歷史時刻了。

預立的遺囑，主要是告知家人，當我瀕危時，請停止無效急救，並將自己有形、無形的財產做個交代。目前我的保險受益人是慈濟和法鼓山兩大宗教團體，剛換的房子則正在考慮要做別的利用，可能將部分留給妹妹的小孩、或是捐作公益。總之，要想個辦法讓它更有意義地延續下去。

當最後一天到來，我會希望待在熟悉的家裡，聽著熟悉的音樂，在家人、好友的陪伴下離開，我希望大體捐贈，只要最簡單的火化、儀式就可以。

1999年我罹患肝癌，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那種面臨生命的不確定性，很讓人害怕，當時心裡一直有個聲音：「至少做一些事吧！」因此，開刀出院後我預立遺囑。遺囑的內容很簡單，主要是交代後事要怎麼辦、自己的心情又是如何，最重要的是，給父親及兄弟姐妹留下些文字。

我向來主張樹葬，等到那天來臨，遺體火化後撒在樹下，當家人思念我時，可以到那棵樹下看看我，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彷彿也隨著大樹茁壯而獲得延續。在遺囑裡我還寫道，當我瀕危時，不要對我施以急救，倘若身體裡的器官還能用，我想要捐出來。

高鐵、高捷都應多做一些演練，勿再「凸槌」。給人民一些信心，不宜因選舉將至，拿出來「秀」一下，更不宜因ＢＯＴ就急著商業營運。

個人在台北捷運有多次實務經驗：以工程檢查總召集人的身分，整合土建、機電與系統（含電聯車、電力、號誌、通訊等），平均花費需九至十二個月之長。時間自一九九九—二○○六年，成員中有各類不同領域專長及實務經驗的工程司組成；半夜至「行控中心」下達命令，自機廠發車、編組，離峰時段電聯車返回機廠，一次又一次的測試，找出最佳之調度與排班及問題所在。

駕駛員、控制員、站務員需多次的演練，始能熟悉工作環境的每一環節；每一車站之站務配合及各種特殊狀況的處理等。台北捷運在測試、演練皆以「中文」相互溝通，若中、英、日、德、法等語夾雜在一起，恐需額外的三個月來苦練，聽不懂列車掌指示是非常危險的；且對不同系統、國外已發生過的狀況，更需反覆模擬至熟練為止。

早期捷運第一條淡水線工程發包時，大型土建十餘標，機電系統標亦分水電、環控、號誌、電力供應、通訊、自動收費、電梯／電扶梯等外加電聯車（ＥＭＵ），土建標之國際廠商含中、美、英、法、德、日、韓；機電系統標廠商有中、美、英、法、日、加、新等，專業分包部分更有其他外國參與，因此開會時要求以中文為主（初期外國籍廠商允許帶翻譯乙位進場），英語為次（必要之小型會議、商談），各（雙）方久而久之能對主要術語牢記心中，應用尚無問題，因此下達指令較易收斂及正確。當然測試計劃（含靜態與動態）若能完整，實務面於執行期間可減少問題發生。淡水線北投機廠有長達一千四百公尺供系統測試與模擬，甚至在出軌時如何依標準作業流程於最短時間內復元（尤其於進出機廠慢速行駛時），故測試演練時間不可少。

其實高鐵、高捷有不少專業的工程師，在台北是有經驗的。是否因「老板」不同，而少做了些該做的？然而交通建設、軌道系統，是今後國內值得開發，以解決北中南各大都會人口密集交通問題。唯更應以「安全品質」為最高管理首務。

勞委會降低育嬰假門檻，讓三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員工也有福氣享受生兒育女樂趣。儘管許多中小企業的老闆叫苦連天，但若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卻是對台灣長遠的祝福：

一、從社會安定看：家庭是社會基本結構，育嬰假除提高生育率，更有助親子關係的培養，使孩子心裡充滿被愛及安全感，孩子長大後，較能為社會帶來溫馨與安定。

二、從中年就業看：企業不願雇用中年員工，使中年失業令人恐懼；然而政府推動育嬰假後，許多企業勢必更樂意聘雇已經生兒育女的中年員工，來解決公司面對育嬰假的人事問題。這比政府要求企業聘員工時，不能有年齡歧視的規定要有效多了。

當然，我這樣的見解或許讓許多將賺錢擺第一的企業不認同，然而，賺錢不是要賺萬年財嗎？只有家庭安定，社會才會安定，企業也才能長治久安了。

近日，一位長期照顧腦性麻痺兒子、身心俱乏的母親向政府表達「希望立法讓兒子能安樂死」，此報導再度引發人們如何安排死亡，特別是有關「安樂死」沸沸揚揚的討論。

筆者從事神經科三十年，服務照料過許多巴金森氏症、漸凍人，以及失智症、植物人的患者，深感「生」非我意，「老」和「病」更非己願，對於自己的最後「死」的過程，人應該有他自主的權利。

目前全世界只有比利時和荷蘭通過「安樂死合法化」，顯然安樂死並不能獲得世人的接受。在我國，生死哲學、陰陽民俗大異西方，要通過「安樂死立法」更不可能。另外，我們樂於配合患者要求「協助自殺」或「加工死亡」的醫師也一定少之又少。因此筆者建議，民眾與其苦求政府或醫師恩賜「安樂的死亡權」而不得，不如善用自己「治療的自主權」，幫助臨終的自己「迎接」死亡！

醫療行為中，往往同一種臨床狀況有不同的處置方式，不同的方式各有不同的目的、影響和舒適度，各人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一般人當然不可能清楚這些細節。但是，醫師法規定：「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病人有知的權利，當然就有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因此，實踐臨終尊嚴的方法很簡單，筆者稱之為「自主意識」死。

醫師們將病人病危時可能面臨的各種心、生理狀況和備應的各種處理方式，包括方法、內容、性質、可能結果，目的是延長生命或減少痛苦等儘量表列，在患者自認需要時，臨床醫師一項項預先向病人分析說明，由病人自己預先決定「接受」或「不接受」，然後簽署，爾後一旦某種狀況發生時，醫師護士依約施行。

此法除可兼顧病人尊嚴安寧的個人性、主控性、積極性，更可「不受病人臨終神智障礙影響」，家屬及醫師退居「被動」及「諮商者」，也可心安理得！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合法地由政府和立法者手中，奪回自己的善終權。

勞委會在經續會結束後的兩個月，回應「社會安全組」的結論，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勞保條例、就業保險法等與提升生育率有關的勞動法修法，目的是希望解決台灣社會人口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

高齡化部份目前以準備制定國民年金法、發放老人津貼為主軸；少子化部份則曾由內政部提出經濟上的誘因———補助生育第三胎每月補助五千元的構想，然則至今都還在紙上談兵。

國家在面對何謂「合理人口數量」的思考架構下，一定對少子化問題憂心忡忡，因為少子化反應未來可資運用的勞動力短缺，國家無法運用代間勞動力的社會積累，提供支撐高齡化社會所需的福利服務。

在高度工業化的台灣社會，已無法靠傳統家庭關係進行安老與撫幼，有能力者申請廉價外傭協助照顧家中老小、無條件者恐淪為低收入戶自顧不暇；而一般中等收入的薪資勞動者，不是不想敬老、育幼，而是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下來，只有減輕自己的負擔，不婚、不生，能拖就拖。

眼看勞委會提出修法方向，似乎簡化了原本沈重的社會問題。試圖透過擴大納入卅人以下的事業單位勞工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來因應少子化的問題。試問兩平法實行四年來，三人以上的企業有多少勞工申請過育嬰假？恐怕申請最多的還是公部門的職工，原因是公部門工作相對穩定，申請者不怕沒有工作；而大企業縱使有部分女性勞工申請，也可能家庭有一定的積蓄，不一定非得雙薪收入才能過活，短暫退出職場不影響其養育子女的物質支出。

當然，擴大適用對象有立法的進步性，但刺激生育率不可只從企業是否准假、勞保多發幾個月津貼、保證回復原職等勞資關係間解決，還必須思考國家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政治任務，民進黨政府敢不敢落實高喊數十年的「從搖籃到墳墓」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把勞動力養成的責任透過租稅公平的社會資源重分配，讓「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等社會發展願景，成為國人（包括企業界）因應少子化的社會共識，而非又要討好資本家又要勞動力再生產，不敢在租稅上動刀，只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略，使得中小企業主心態更趨保守、大企業卻毫髮未傷。

理性計算的勞工不會因為法令規定可領三個月的勞保生育給付、申請育嬰假有合計十二個月的津貼就決定多生幾個，因為生子容易養子難，一個勞動力養成少說廿年，要在一切市場化的社會中養育下一代，沒有國家的承諾是相當冒險的。承諾就是社會財富重分配，民進黨政府敢不敢？

在紅衫軍十月十日「天下圍攻」後，警方將幾位首腦函送檢方偵辦時，其中幾位首腦即指著「集會遊行法」是個惡法，而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違法的問題。

一般認為「集會遊行法」是個惡法的理由，是在於「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是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豈可使警方可藉由「集會遊行法」取得對民眾的集會結社可以事先核准的權力呢？這是不是授權警察可以有限制人民集會結社基本權的權限？

「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的確是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然而是不是被承認是基本權就代表可以無限上綱呢？試想，是否只要是涉及了基本權，警方就完全不可加以干涉？

在討論保障「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的基本權時，是不是也該想想在您意氣風發地在街頭振臂疾呼的當口，對其他人帶來一些不方便的時候，事實上也是影響到別人的基本權了？您的基本權重要，別人的就不重要了？您也許只是透過集會遊行來表達您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但別人呢？也許是在救護車裡亟待援救，也許在路上急著跑三點半，也許是急著到學校給孩子送個午餐，這些難道都是一些小事嗎？

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宣告當時的集會遊行法部分違憲，嗣後「集會遊行法」即隨之修正，使警方對集會遊行的申請，不可再審查人民所要主張的言論，也不可以憑空說會有什麼危險就不予許可。

至於現在的「集會遊行法」還保留採取「事先許可」制，這當然是有遺憾，可是或許還要想想，是否除了「事先許可」的制度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不讓人想占用車站就占用車站，想占用馬路就占用馬路，彷彿紅旗一舉就是得四海臣服？如認集會遊行須事先許可是個惡法，那就麻煩想個辦法看看，是否不要因此斷了別人的生路、財路，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