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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日前發表了「全球就業趨勢報告」，除了指出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失業問題仍嚴峻外，還著重說明，在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化下，接受教育與基本生活服務的差距亦在拉大，而「在職貧民」也成為關注的焦點。

而這趨勢，台灣亦不例外。這就是為什麼主計處不久前公布就業報告稱去年失業率跌破百分之四時，幾乎沒有人能樂觀的說台灣地區的勞動就業情勢已有所改善。

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近幾年中，低收入戶數持續攀昇，低收入戶人數幾平均每年增加一萬人，顯示底層生活困難民眾增加的情形之外，也出現上述報告中提及的「在職貧窮」 （又稱「窮忙族」）問題。也就是說，部分勞工雖已不是官方統計內的失業者，然屬於低薪工作者，多半是不穩定就業、低薪的計時契約工、派遣工等等，即使努力工作也難維持最低生活。

上述勞工薪資報酬往往略高於基本工資或與之掛鉤，而民進黨主政期間不調整基本工資策略，更嚴重打擊其權益。他們的實際所得與名義上的平均薪資所得更日愈拉大差距，目前基本工資每月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約僅佔工業服務業○五年人均薪資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三元的三成六左右，且還呈年年下降之勢。也顯見當前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化過程中，包含民進黨政府對於勞工的不友善社會政策。

上述弱勢勞工家庭在經濟持續低迷幾年後恐多無積蓄，如今可支配所得更左支右絀、入不敷出。在生活重壓下，這些家庭成員正飽嘗窮困，生活的不安感自然也是如影隨形，不少的社會悲劇即緣自於此。

近五年台灣地區民眾憂鬱症及自殺率的節節高升，正是現代資本積累過程中，勞工在職貧窮問題的呈現。通過此代價，更可以看出民進黨政府因應經濟全球化的表現是多麼的不及格。

吊在起重機上毒打，六歲女童被虐死；母死父失蹤，小兄弟喝開水過兩天……。

關於青少年與兒童的悲劇新聞，幾乎無日無之。一類以「小雅、小慈事件」為代表，孤女貧病無依的情節，引發民眾同情。另一類可稱為「邱小妹事件」翻版，兒童受虐至重傷甚至死亡的地步，其中並夾雜醫療或社工體系疏失的問題。

如果說，出生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孩子，在能夠身心健全地長大成為「國家主人翁」之前，竟出現了人數可觀的「窮孩子」和「受虐兒」兩種典型，甚至可能連維持生命的機會都被剝奪；這已不只是貧窮家庭本身無能或失職的問題，這是社會結構破損的徵兆。

孤女小雅貧苦獨居年餘的事件受到媒體披露，社會各界震驚同情，才剛開始踴躍捐輸愛心，緊接著就又發生「父親病逝，存款只剩一元」的小慈事件。小雅和小慈的故事是台灣貧窮家庭中的一種典型，原先應為家庭提供財務來源的父母親或失業或久病或離散，家庭支柱本已岌岌可危，一旦發生事故，就留下孤苦無依的兒童。小雅和小慈引發社會廣大同情，並立即因民間捐款和學校保護而受到若干照顧；但就在此一時刻的台灣各角落，不知還有多少類似的「小雅」和「小慈」，因無人聞問而在生死線上掙扎！

這種「窮孩子」的故事，在媒體報導的熱潮當頭，或許會引發一陣社會檢討；但事過境遷，很快又為人所遺忘，艱苦問題的源頭並未解決。早在三年多以前，李家同教授就曾向公眾呼籲注意台灣教育一項「史無前例的危機」，即社會上忽然出現了大批「窮孩子」，年紀小小就棄學。當時社會各界為「誰來可憐台灣的窮小孩」的問題，亦同表沉痛並熱烈檢討，且有不少大學生和民間團體因而參與了為偏遠地區兒童補習或「陪讀」的活動。如今，民間的善心或並未消減，但結構性的貧窮問題何曾改善？

起源於貧窮困頓，可能導致家庭結構不穩定，繼而衍生的後遺症各式各樣；貧病孤兒是其一，受虐兒童則是另外一種類型。在邱小妹事件發生之後，各界曾有「希望邱小妹是最後一個受害者」的反省，但繼之而來卻是接二連三同樣引發震驚的殘忍虐童事件，包括一名男童遭生母的同居男友全身刺青、燙傷、感染而死亡，以及最近的三歲男孩寄居於嬸婆家而遭球棒虐打致死。這些事件已非單一個案，因為其中發生的家長失業、罹病、患憂鬱症、暴力傾向、棄養兒童等情節，可說每一個社工人員都不陌生，也都可預見兒童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的後果。台灣的社福網絡尚未健全到足以防堵這一類家庭問題的後果，社工人員幾乎都有力不從心、支援不足的悲嘆。同樣地，這不是一個僅靠一時愛心就能幫助解決的問題。

台灣近年來發生的社經結構變化，委實堪慮，各界都深知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存在，我們在社論中也已多次呼籲重視此一議題。當貧窮問題使為人父母者身心受創，便可能遺禍於兒童身上，為數眾多的「窮孩子」因不良的教養環境而未能站在公平的起跑點上；更有甚者，受虐兒童可能連活下去的機會都被剝奪。這是社會整體的失職，也是台灣全體的恥辱，而社會的救濟體系更不能只停留在「請善心人士多多幫助小雅、小慈」的階段。

除了各界都認知的必須投入更多資源於社會福利體系之外，最根源的問題仍然在於：台灣要如何解決這樣快速惡化的貧窮現象？從經濟景氣欠佳，到勞工失業問題；從稅賦制度不公平，到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台灣各環節失靈的病症日漸發作出來，如今已使得兒童站在這些問題爆發點上，成了受害人。我們對得起下一代嗎？朝野當共同回答這個問題。

十八日「里長：這種事也找我？」一文，看得身為里長太太的我，心中許多話不吐不快。

我先生是連任三屆的里長，我們全家都是社區的志工，不管是跑腿、辦活動或是環境整理，我們始終秉持「里民之事即為我事」的雞婆精神。

我非常不能認同該文所言：「里長已沒有多少功能」，我們社區是從傳統眷村轉型的大樓，鄰居大都是半生戎馬的退伍老兵，每天他們都會來社區活動中心聊天看報，或是量量血壓、找里長閒話家常，對於一些資訊或是弱勢族群的需要，里長也是積極告知和尋求社會救助，這些需要幫助的長輩會去上網嗎？如果沒有里長幫忙，辦一張殘障手冊或申請一張證明，長輩們要跑幾趟區公所你知道嗎？如果沒有熱心的里長太太和志工的關懷，生活上的瑣事和溫暖，上網找得到嗎？

該文提到的里長我相信只是少數，里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做不好，四年一任很快就被選票淘汰了，所以，請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報載，有貧戶升級不成，竟全家燒炭，幸好長子打電話求救，才未造成悲劇。我家原本是低收入戶，但去年底要重新申請低收入戶資格時，因市政府查到我父親有一塊土地，無法再申請低收入戶。我可以體會那種焦慮和無助感。

其實父母早就離婚了，因為母親已邁入中年，不易找工作，目前待業，母親、我和姐姐及三名失去父母的表妹六人完全依靠政府補助生活。父母離異後，沒什麼來往，就算土地是父親的，那也跟我們沒有關係！以往低收入戶資格都能申請到，不曉得為什麼這次會這樣？若沒有低收入補助，家裡就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我問承辦人員，她說內政部重新修法，對低收入戶的資格限制很嚴格。承辦人員還說因為當初我父母親是「協議離婚」，不是「判決離婚」，所以無法申請低收入戶，我們會知道自己將淪為低收入戶嗎？當初可憐的母親也不知道判決離婚和協議離婚，居然會差那麼多！

政府為什麼做得那麼差勁！不好好檢討為什麼現在低收入戶那麼多，經濟越來越不景氣，工作越來越難找，是誰的問題？不幫助貧困的人民，反而是重新修法把低收入戶的申請資格規定得更嚴格！若能有錢，誰會願意當低收入戶呢。

爸爸失業了…

就學貸款未核准

郭慧娟／研究生（台中市）

朋友的小孩去年考上私立大學，就讀兩個月後，學校卻通知學生，說她的父親九十四年所得超過一百二十萬元，因此申請的就學貸款未被核准，學校請她在一周內將註冊費繳清，否則就無法繼續就讀。

原來，這位朋友九十四年是有工作的，但是九十五年初公司惡性倒閉，不但頓失工作，還被公司拖欠薪水，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孩子全額貸款才有辦法就讀，如今無法繳款就面臨必須休學的窘狀。

四處奔走下，最後透過某立委協助，並多次和學校溝通，學校才將全案轉至生活輔導組，並以申請急難救助處理。前幾天，學校急難救助金三萬元下來了，但仍須補足不足的二萬多元，另外下學期學費也要繳了。校方告知下學期就學貸款也無法核准，且急難救助金一學年只能申請一次。朋友目前須籌款七萬多元，否則小孩仍得面臨被強迫休學的困境。

從這名家有困境學生的就學貸款過程，我看到了教育體系及承辦教育貸款各單位的顢頇和冷漠，每個單位都是互踢皮球，把所有問題推給別的單位，並且同樣擺出一副愛莫能助，我也沒有辦法的態樣，這樣的態度實在令人心寒。

在此發自內心的呼籲，相關人員多一份關懷，伸出正義的援手，你可能成就一個小孩，也可能救了一個家庭，不要再顢頇，也別再冷漠了。

加拿大一名受虐小孩，日前上網向兒童保護機構求援，不料求救信誤寄到南半球的澳洲。但繞過大半個地球，看來茫無頭緒的訊息仍然奏效：許多組織通力合作，受虐的孩子等到救援的加拿大警方，生命因而改寫。

這樣的事情，在台灣只有苦情對照版。受虐童的母親求救數次，卻未能保住孩子一命。媒體原本聚焦於嬸婆的狠悍，打小孩以要脅保母費已是駭人聽聞，她的壯碩身材更增戲劇效果。近日，輿論把箭頭轉射疏忽的社工，批她冷血、鬼混。

但深知台灣社福人力與經費窘境的人都知道，一名社工承擔不了那麼沈重的指控，把責任都推給社工也不符合比例原則。

學者根據民國九十四年發生的各式家暴、性侵案件、及社工的處理能力推估，台灣需要處理家暴及性侵的專責社工約一千兩百名，但實際上，我們僅有三百廿五名社工。其間的鉅大落差，再熱情、能幹的社工也是無力招架。就算去年六月起，中央補助地方增聘三百多名社工，看來仍是杯水車薪。

過量的個案負荷、業務包山包海、流動率高而缺乏經驗累積，面對複雜的家庭暴力，誰能寄望一名約聘社工就能解決個案所牽動的整個家族經年累月的難題？整個制度設計又給了社工怎樣的後盾與支援？在人少案多的情況下，以電訪代替家訪，先查危急個案，都是常見的權宜，不合專業也是無可奈何。但只要一個判斷失準，許多邊緣求救呼聲就會被吞滅。

不論是公部門的施政不力，或資源分配的失衡，這些上層的問題，最後卻要由公務體系中最底層的約聘社工來承擔，這好比要小螺絲釘支撐起整部坦克的重量，是不成比例，也是不合理的。社會大眾在指責社工冷血之外，其實更應向這整個失衡體系的高層設計者去追討公道。

請政府施政回歸基本面，給人民好的生活，減低家暴源頭誘因；再給社工員合理的工作環境，給予合理的社工人員配置，別再讓超量工作的社工成為社會悲劇的眾矢之的。

一個來不及長大的生命無辜地消逝，施暴者是嬸婆，社工被稱為「幫兇」？而日昨桃園還發生全家以死來爭取「福利」，幸好沒有造成不幸，否則一個執行社會福利的社會局，可能會被稱為「殺手」！

近年來兒少保護案件激增，去年一年全台有一萬二千件，且仍有十餘孩童受虐死亡。低收入戶人口全台也增加到九萬戶有二十二萬人之多，八年來翻了兩番！儘管各地方政府社會局都擁有一批社工員以及成立家暴中心，中央也統一了「一一三」二十四小時救援專線，釋出「大溫暖」利多；但民眾所看到的，似乎公部門只會在不幸事件發生後，對受害者進行輔導、救助、安置與預防「二度傷害」等事情？

雖然每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但分析虐童案件的施暴者，除了親生父母之外，主要為繼父母、父母同居人以及保母。公部門若能累積此經驗建立「高風險資料庫」透過社工訪視發掘潛在危機，並判斷介入的時機與服務輸送的內容，即可發揮部份預防效果。

然保護網不論多嚴密，並不能保證能終止「意外」！一旦不幸事件發生，社工仍需被檢討，主責部門也應扛起責任；但民眾實不需要窮追猛打，讓社工為千夫所指，這種壓力會讓有心從事社會關懷的年輕人卻步，社工素質如何提升？

如果我們從更上位的角度來看兒虐事件，不論是成為親生父母的出氣筒，或是因為媽媽不得已再婚或同居，或是將小孩受託給不良保母，是不是都和家庭破碎、親職功能不彰、生活貧困或失業有關呢？遑論日益增加的「新貧階級」，更是經濟環境惡化的直接受害者！

社會福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平衡器，不能過於討好與矯情，而需要從結構著手來建構永續的安全網。尤其社工員被期待作為現代家庭的守護者，卻無法替代家庭的功能；在許多時刻家庭危機的解除，鄰里親朋的關懷或通報，效果勝過社工員的接觸；而困境家庭若能努力向上，社會福利才能發揮脫貧效果。政府若有能力，大家都希望放寬門檻並增加福利內容；可是若沒有振興經濟解決結構上的問題，結果是挖了東牆不一定補得了西牆！

處於家庭功能式微的變遷社會中，一位社工員或許才剛從大學畢業，在面對日益複雜的家庭危機時，常常躊躇在介入的程度，或面臨分散一個家庭與否的矛盾。這一切似乎都不是課本與法律所能提供的答案，往往只有看事情後續發展，才知道當時作為的「對」與「錯」！當然，社工員素質會良莠不齊，政府資源也有限，但絕不可怠惰，因為家庭危機不是悄悄形成就是一觸即發。

最後，懇請社會給予默默耕耘的社工員基本的關懷。也提醒大家，當社會承平之際，社工員的努力是很難被察覺的，一旦有事發生，他們卻要承擔最大的責任，所做的一切也都會被一一質疑；從近日蘇院長的談話，相信他最能感受到社工員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