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8  中國時報 
王丹

 

    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靜坐已經持續了很久,學生運動是否再次發揮社會作用值得觀察。作為當年一九八九年大陸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和台灣公民社會建設的關心者,我對台灣的學生運動有幾點看法與建議。

    首先,台灣的民主轉型需要學生運動的參與。政黨輪替以後,學生運動在台灣幾乎已經絕跡,箇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學生運動在社會發展中找不到立足點的問題。 

民主轉型初步取得成果之後的社會,學生運動是否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呢?當然不是。今年早些時候,法國大學生為了政府的就業政策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引起舉世關注,最終迫使政府收回原來的決策。實際上,關注世界範圍的人權發展,推動普世價值的實現,是學生在學習自由的過程中實踐自由的重要方向。無論是對抗跨國集團,還是伸張基本倫理,或者是挑戰政府政策,青年學生的關注空間非常寬廣。在台灣,目前大公認民主轉型需要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建立,而學生的角色理應在公民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

 

    其次,學生運動應當凝聚社會共識。無論是一九八九年大陸的學生運動,還是一九九○年台灣的野百合學運都吸引了大批的學生參加,也引起全社會的呼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訴求代表了整個社會的主流聲音。八九學運提出「反對腐敗,爭取民主」,野百合學運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都是當時社會改革大氣氛下的社會共識。這樣的訴求不僅高屋建瓴,為國發展提出願景,而且避免了陷入政治糾葛,被政治力量利用的困擾。

    反觀今天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他們要求是簡單的「陳扁下台」。這個訴求是否能夠凝聚全社會的共識呢?恐怕並不盡然。一方面台灣藍綠對立嚴重,罷免陳扁的提案並沒有在立法院通過,更得不到大多數綠營民眾支持;另一方面陳水扁下台是在野黨的突出政見,學生的主張也與在野黨無法區隔。這樣的訴求很容易被貼上政治鬥爭工具的標籤。訴求是運動的生命,是能否得到社會廣泛支持和同情的基本標準,這是台灣有志於推進學生運動的同學不能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三,台灣學生運動大有可為。我說台灣的民主轉型很需要學生運動的參與,是因為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出現嚴重的藍綠兩反的政治對立,這種對立將社會撕裂成兩半,阻塞了理性的討論空間。而學生作為年輕一代,政治對立的包袱相對要小得多,同時又代表著台灣的未來,最有條件扮演起一個努力跳脫藍綠對立,從台灣未來的高度向社會發聲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在今天的台灣實在是太缺乏了。

    今天的台灣,至少有三個議題是能夠超越藍綠,關照未來,而且是學生應當關注,並有可能比其他社會群體更為客觀地關注的:

    一、人權問題:民主轉型絕不僅僅是政治的事情,要民主鞏固更重要的是文化,理念的變化,普世價值是否能深入民心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而推廣人權意識就是基本的公民社會建設。

    二、社會公共政策的討論:在政治議題壓倒社會公共政策討論的今天,台灣需要有學生運動出來導正公眾的視線,西方國家學生對戰爭、移民政策、就業政策等的討論對社會的影響就相當成功。

    三、兩岸關係:今天,青年學生最有可能可以站在類似十年以後的大框架下,對兩岸關係提出理性的討論,因為畢竟他們沒有執政或者在野的政治顧慮。(作者為旅美六四民運人士,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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