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教系副教授(台北市)

近年來,見諸媒體的學界消息,大多與金錢有關。除了五年五百億搶錢大戰之外,台灣學者被大陸重金挖角、以及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自肥疑雲等新聞,莫不如此。讓人不由得思考:學術工作者自我衡量的尺度,究竟是「價格」,還是「價值」?

學界與金錢糾纏不清,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表徵之一。學術既已商品化,擁有專業知識的學者自然可以待價而沽。台灣既然無法提供「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術報酬,在全球化的時代,高級人才跨國流動,追逐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似乎也無可厚非。在某個意義上,它與中國傳統「透過科舉以爭取向上社會流動」的邏輯,也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只是流動的範圍由一國擴大為全世界罷了。

不過,中國文化也有另一個傳統:「君子憂道不憂貧」,「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身為知識份子,價格以外的另一個價值世界,才是我們安身立命所在。這個價值世界,不管界定為「道德」、「真理」或是「社會關懷」,我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但要以此來批判世界,也要以此來反省自己。

美輪美奐的圖書館,新穎充實的研究設備,人來人往的學術會議,乃至於琳琅滿目的SCI、EI、SSCI…名單,都未必代表學術風氣的提升。求知若渴的內在動力,鍥而不舍的研究毅力,為時代、人生思考的負責態度,都不是金錢所能創造的,研究過程本身帶給人的意義感,也非金錢所能榮耀。

日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卓榮泰在院士會議合照中坐大位,社會大眾為中研院院士抱屈。大家之所以有這種反應,是因為相信學術尊嚴高於政治權勢。但如果學術可以待價而沽,而掌權者就是幕後的金主,則何怪乎學者必須在權力面前低頭?

其實,學者並非價值世界的壟斷者。社會各角落敬業工作、認真生活的人們,都在創造人的精神價值。紀錄片「無米樂」中視「做田」如「坐禪」的崑濱伯,他的人生體悟,竟和我所熟悉的新儒家徐復觀極其相似。崑濱伯夫婦兩人胼手胝足種出一期稻作,五個月所得為七萬餘元,這不過是副教授一個月薪水,真令筆者慚愧。老農夫婦的工作產值微不足道,但他們勤奮質樸、謙虛知足,足可當「人格者」之名而無愧。在討論薪資問題的時候,大學者們去想想崑濱伯,而非郭台銘,心裡也許會平衡一點。

【2006/07/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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