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01  中國時報 
張鐵志

 

    站在圓山兒童育樂中心的「野台開唱音樂祭」,我看到一兩萬張因音樂而興奮的年輕臉孔,看到那些樂手臉上帶著汗珠的滿足笑容,強韌而有活力的青年文化。

    但是我們的主流媒體沒看到。這三天野台開唱,影藝娛樂版的演唱會新聞是連續兩天的孫燕姿(與她的各種服裝),和周傳雄。報上也有「小豬慶生,Selina缺席」新聞,但沒有英國深受矚目的新樂隊Dirty Pretty Things首度來台表演,沒有香港著名歌手林一峰,當然更不會有濁溪、一九七六在野台超過千人的表演

    拿著手上報紙,我為他們感到無比的難堪與憤怒。

 

    先不要談,這些媒體的報導可以為台灣的獨立音樂帶來多大的幫助,以及獨立音樂的發展可以為整體流行音樂帶來多大幫助(或者,還需要再說一遍嗎?沒有在所謂「地下音樂」的長期磨練,就不會有陳綺貞、不會有張懸,也不會有伍百。)

    不如先來問,報導野台開唱對主流媒體有什麼樣的意義。一個三天三萬多人次的演唱會難道不值得報導嗎?而且,這個音樂祭代表的遠不是如孫燕姿一樣的演唱會呢?它更代表了一個新的青年文化想像的誕生,一種新的音樂性可能在社會中不斷茁壯。當這幾年主流唱片業景氣越來越差,獨立音樂的發展卻是越來越好。這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難道不是一個好的媒體應該挖掘的嗎?

    問題當然不只是有沒有報導野台開唱。媒體影藝版的膚淺化與綜藝化已經長期被詬病。台灣人的共識之一就是,媒體早就不是社會進步的力量。在所謂的娛樂版尤然。正是因為人們把他當「娛樂」版,所以我們只有音樂人和電影人的緋聞、服裝與奇怪的花絮,而沒有對電影與音樂作品本身和產業環境的討論與分析。惡性循環的結果是,因為媒體不關心音樂品質,所以唱片公司就越發重視包裝、形像和炒新聞,於是台灣音樂的品質日漸低落。

    報紙會說,內容太嚴肅題或是報導群眾較小的另類音樂,會讓報紙不能賣。但是難道不可能取得一種平衡嗎?難道不可能在三四個版面的無聊新聞中用僅僅一千字做一篇好的音樂報導──不是報導花絮,而是對演出本身的報導,或者對例如野台開唱這個文化現象的評論?更遑論,如果媒體認為自己有提升社會文化的責任,為何不能努力讓讀者聽見更多不同的音樂?

    在台灣樂隊一九七六的發片記者會上,主持人一直要來賓張懸親吻主唱阿凱一下,說這樣才會上媒體。台下的我聽到這個要求,感到震驚並且無比的難過。一九七六是成軍十年的樂隊,他們當年的第一張專輯就深深影響那一代音樂青年。張懸則是這一代音樂創作者的代表性人物者,他們竟然必須靠這種事情來搏得版面?但熟諳主流媒體規則的主持人是正確的。第二天,這張親吻臉頰的照片果然躺在娛樂版的角落。

    只是,這樣的媒體還能給創作者任何尊嚴嗎?(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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