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瑤華、龔維正
八月一日菲律賓總統艾若育下令法務部及菲律賓國家警察，十週內調查終結十個媒體人及左翼人士被謀殺的案子。根據媒體的報導，艾若育嚴詞譴責這樣的謀殺，並且宣示自己維護法治的決心。光是七月三十一日一天，就有一位受人景仰的女性左翼的政治領袖Alice Omengan-Claver、一位學生聯合會的地方發言人，以及一位為攝影記者身中多槍送醫不治。
面對這麼殘酷的謀殺媒體人及公民社會領袖的案件，菲律賓的政治、社會團體呼籲國際政要、議員及公民社會一起譴責菲律賓政府的放任及無作為。而台灣民間社會團體則在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行聯合示威，並有超過一百個台灣民間團體向菲律賓當局表達抗議。這麼大的事件，台灣的政府和主流媒體依然保持沈默，相關的報導寥寥可數。
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反恐戰爭」讓外國人入境美國像「恐怖份子」一樣被對待；而挾著「反恐」之名，很多菲律賓無辜的勞工、宗教領袖和異議人士被軍方格殺。不但菲律賓的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美國馬首是瞻的亞洲各國也都保持沈默，甚至連反對「美帝」最為積極的中國政府也沒表示異議。台灣顯然繼續漠視作為亞洲這個區域一份子的責任，對菲律賓人權的殺戮戰場假裝看不見，而可以大言不慚地談台灣願意承擔世界一份子的責任，而且吹噓自己是「人權的輸出國」。
亞洲各國任由Alice Omengan-Claver被狙擊身亡，是亞洲社會的最難以抹滅的恥辱。Alice和千千萬萬亞洲社會公民社會領袖一樣，為扶助弱勢生存及她們的基本權利而奮鬥不懈。她的死代表亞洲侵害人權的勢力正在擴張，而各國沒有督促菲律賓政府伸張司法正義，代表亞洲各國政府宣稱維護人權的偽善。
台灣人經歷過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卻依然沒有從這一頁未乾的歷史學會關心政治受害者對於自己的重要意義。既然台灣人漸漸感受到過去被迫害的家屬們至今還無法撫平的沈痛和傷痕，既然看到犧牲者在講述那些超過五十年的歲月的陳年舊事，還是忍不住哽咽，而深以為憾，為什麼又任由同樣的恐怖暴力在離我們最近的菲律賓重覆上演，而沒有挺身為受迫害的人發聲？
艾若育總統下令調查區區十個謀殺案，相較於過去超過七百個暗殺的案件，只是七十分之一。台灣沒有表示異議，台灣人也沒有表示憤怒。反而，只要菲律賓繼續提供便宜的勞工，這些「外勞」不會受不了沈重的工作而逃跑，該繳給台灣人的仲介費不會少，而且承諾自己不會反對和抗議，那麼台灣人可以繼續扮演提供「外勞」工作施惠者的奇怪角色，繼續漠視這些菲律賓勞工對於台灣經濟及建設的貢獻，以及他們在母國受到的各種迫害。
不過，世界會怎麼評判這樣的台灣和台灣人？
就在台灣大言不慚地以過去的民主及現在的人權記錄為傲的同時，台灣正在成為亞洲侵害人權的消極共犯。因為對於亞洲各地屠殺異議份子的事件沒有反應，反而在引進、仲介外勞的同時，間接認可侵害的合理性。甚至在自己鎮壓移工爭取權益時，與侵害者同一陣線，成為亞洲侵害人權者。台灣人對的亞洲政治責任在哪裡？台灣人的世界責任在哪裡？台灣人宣稱願意善盡世界公民的意願到底在哪裡？
作為台灣民間社會的一份子，我必須沈痛地接受以下事實：台灣的自由和民主的果實已經在我們相互攻奸、視對方為異己中逐漸腐敗生蟲；而引以為傲的人權記錄只是掩蓋我們對於鄰國人權侵害的盲目。因為那個曾經為民主自由奮鬥的台灣和台灣人，無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曾嚮往攜手同心，為人權而奮鬥。現在我們不再嚮往理想，坐視像Alice一樣的亞洲社會公民社會領袖被殺，成為過去自己所不恥的台灣人！
（陳瑤華為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龔維正為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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