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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這個原本被台北地檢署認為音樂歌詞乃是屬於可受公評之事範圍已作成不起訴處分的案件，經過聲請再議之後卻認定構成妨害名譽要件，進而將此一案件以加重誹謗罪起訴。

    透過音樂歌曲表達政治意識及社會異議，展現的往往是一種批判進步的力量，就西方社會而言，早從一九六○年代多首膾炙人口、傳頌至今的反戰歌曲，再到對於民權、勞動、性別、教育、失業及反全球化的異議歌曲，顯示音樂歌曲的力量，即在於將複雜的矛盾、憤怒及其不滿，化為一字一句、朗朗上口的歌詞旋律，並引發進一步的發人深省。

    最近更有不同屬性（搖滾、民謠、流行、龐克等）的音樂人，針對美國總統布希及英國首相布萊爾聯合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傲慢與邪惡，紛紛透過創作音樂歌曲、舉辦反戰演唱會乃至成立音樂人反戰組織，以表達他們的憤怒與不滿，包括REM、Bright Eyes、Keane、Pink、Pet Shop Boys、Greenday、Eminem等族繁不及備載。

    回到台灣社會而言，也曾經存在著這樣的脈絡，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之中，邱晨即以「牽亡歌」向垂垂老矣的萬年國代吶喊著「過橋囉」，當時有多少台下的民眾為之瘋狂，後來的黑名單工作室是以「抓狂歌」、「民主阿草」來反諷時局、交工樂隊是透過音樂歌曲反對美濃水庫的興建、黑手拿卡西更是透過音樂歌曲來組織勞工運動等。

    即便是進入藍綠政黨的割喉競爭之後，仍然有不少音樂人毫不避諱地透過音樂歌曲，大剌剌地表達自我主張的政治態度，例如羅大佑的「阿輝飼了一隻狗」、「綠色恐怖分子」及「南台灣的水蓮槍擊騙子」等，以及豬頭皮的「台北一隻狗」，其人身攻擊及禽獸比喻的程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從未聞有人因此而挨告被起訴。

    也就是說，透過音樂歌曲表達政治意識及社會異議，象徵的正是音樂文化之中最為純真的展現、最為珍貴的資產，尤其是透過口號般的曲名、標語式的文字及可吟頌的旋律，它往往唱出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滿意識或異議聲音，一方面可能會成為音樂文化乃至產業創新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會進一步集結成為改變社會的能量。

    黃立行的抗議歌曲「報應」，也許只是一時的不滿之作，當然不及搖滾樂的革命或反叛意識，然而，它至少某種程度表達出音樂人對於台灣音樂環境現狀的不滿。

    提出告訴認為受到汙辱的立委諸公，也許只是一時的氣憤之舉，但卻因此再一次引發熱愛音樂民眾對於政治的反感，而整個台灣更是錯失了好好思考音樂產業發展的契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