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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高雄市長候選人黃俊英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時，助選人員台南市議員謝龍介以「冬瓜菊」來稱呼另一位候選人陳菊。此舉立即引來陳陣營的不滿，指責黃陣營用歧視性字眼作人身攻擊，並要求黃俊英三天內公開道歉，否則將提出公然侮辱告訴。後來陳陣營以「為了回歸市政議題、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考量，決定以寬容的態度看待，不提出任何告訴」，事件暫告一段落。

    暫且不論這起語言爭端誰是誰非？若我們能利用這個機會，觀察並思考台灣政治人物的綽號（先不管是自稱還是人稱、恭維或是惡意）現象，其透露出來的多面向（政治企圖、社會演變或文化潮流）訊息，其實頗堪玩味。

    除了概念化被稱呼者的「形象」外，我們更可以從政治人物的綽號、別稱看到所屬的「政黨文化」傾向：例如早期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許多都還保有傳統中國文人雅士不喜直稱別人名諱的習慣，而多以其「字」或「別號」互稱（例如稱前行政院長李煥為「李院長錫俊先生」；稱前主席連戰為「永平先生」等等），至於彼時期的黨內同志，頗好以「Ｘ公」、「Ｘ爺」互稱，現在看來則難脫外人（或政敵）予以「封建」之譏。而反觀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前主席施明德人稱Nori、現任主席游錫堃則被鄉人喚作「憨堃仔」……，其中的「日治色彩」、「本土特質」則不言可喻。

    對（政治）團體而言，綽號有時也有拉近距離、凝聚向心力的效果：例如稱施明德為Nori的，總讓人覺得（或自覺）比稱他為施主席、施先生要來得有「革命情感」。而更重要的是，綽號同時也可能會不經意地透露出使用者的「心態」：例如稱前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先生為「泰公」的，除了是一種尊稱外，是不是也某種程度地反映了一種「有求於人」而「得罪不起」的心態？

    也許每個政治人物至少都有兩個綽號，一個給同志用，一個留給政敵：例如同輩好稱連戰「永平兄」和去年連戰赴中國訪問前稱陳總統為「水扁兄」，這兩個「兄」的政治意義其實是不一樣的。

    相形之下，純粹以外貌來給人取綽號，可能就顯得比較「幼稚」或「沒文化」了，不過近年來，拜傳媒發達之賜，政治人物為了搶版面，許多人遂「逆向操作」，把原本可能讓人感到不怎麼悅耳的綽號，轉變為自己獨特的「品牌」，例如：「電火球」、「冬瓜標」等等──如果當我們聽到這些綽號，不感可憎反覺可愛，這就是他們操作成功的證明。

    所以稱人綽號算不算是一種歧視？這其實決定於「說者的心態」和「聽者的感受」，這兩者可說都是非常主觀的東西，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就像在分辨算不算「性騷擾」一樣：「女人說不就是不！」，如何分辨綽號有沒有惡意？最簡單的原則就在於被稱呼者的主觀感受了。

    不管是「態度決定語言」還是「語言決定態度」，現下較「政治正確」的說法是「態度決定高度」──所以政治人物若要以本身的「高度」來服眾，其「態度」豈可不慎？而從選民的角度觀之，若政治人物認為他的選民的「高度」就該只配合某種檔次的「語言」（也就是認為藉由粗俗的語彙就可以「拉近群眾距離」甚至能吸引選票），試問作為選民，難道他們不會也感到被歧視嗎？（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