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03  中國時報
黃浩唐

 

    日前高雄市長候選人黃俊英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時,助選人員台南市議員謝龍介以「冬瓜菊」來稱呼另一位候選人陳菊。此舉立即引來陳陣營的不滿,指責黃陣營用歧視性字眼作人身攻擊,並要求黃俊英三天內公開道歉,否則將提出公然侮辱告訴。後來陳陣營以「為了回歸市政議題、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考量,決定以寬容的態度看待,不提出任何告訴」,事件暫告一段落。

    暫且不論這起語言爭端誰是誰非?若我們能利用這個機會,觀察並思考台灣政治人物的綽號(先不管是自稱還是人稱、恭維或是惡意)現象,其透露出來的多面向(政治企圖、社會演變或文化潮流)訊息,其實頗堪玩味。

    政治人物的綽號,最常見的便是與其「公眾形象」有關──雖然我們也知道,形象和現實有時候很可能是兩回事:例如當某人被稱為「大內高手」時,這位政治人物日後的種種言行,大概都很難不被人以「權謀」來作解讀;又例如當另一個政黨領袖被人戲稱「阿斗」時,許多人恐怕也真會認為,其人雖木訥敦厚,卻令該黨成員有「恨鐵不成鋼」之憾。武俠作家古龍曾說過:「一個人的名字會取錯,可是綽號不會取錯。」說的雖是武林中人的出身與養成的辯證,和「江湖名聲」的重要,但從現代台灣政壇中人越來越重視「媒體形象」看來,他(她)們顯然也都深知這句話的道理。

 

    除了概念化被稱呼者的「形象」外,我們更可以從政治人物的綽號、別稱看到所屬的「政黨文化」傾向:例如早期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許多都還保有傳統中國文人雅士不喜直稱別人名諱的習慣,而多以其「字」或「別號」互稱(例如稱前行政院長李煥為「李院長錫俊先生」;稱前主席連戰為「永平先生」等等),至於彼時期的黨內同志,頗好以「X公」、「X爺」互稱,現在看來則難脫外人(或政敵)予以「封建」之譏。而反觀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前主席施明德人稱Nori、現任主席游錫堃則被鄉人喚作「憨堃仔」……,其中的「日治色彩」、「本土特質」則不言可喻。

    對(政治)團體而言,綽號有時也有拉近距離、凝聚向心力的效果:例如稱施明德為Nori的,總讓人覺得(或自覺)比稱他為施主席、施先生要來得有「革命情感」。而更重要的是,綽號同時也可能會不經意地透露出使用者的「心態」:例如稱前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先生為「泰公」的,除了是一種尊稱外,是不是也某種程度地反映了一種「有求於人」而「得罪不起」的心態?

    也許每個政治人物至少都有兩個綽號,一個給同志用,一個留給政敵:例如同輩好稱連戰「永平兄」和去年連戰赴中國訪問前稱陳總統為「水扁兄」,這兩個「兄」的政治意義其實是不一樣的。

    相形之下,純粹以外貌來給人取綽號,可能就顯得比較「幼稚」或「沒文化」了,不過近年來,拜傳媒發達之賜,政治人物為了搶版面,許多人遂「逆向操作」,把原本可能讓人感到不怎麼悅耳的綽號,轉變為自己獨特的「品牌」,例如:「電火球」、「冬瓜標」等等──如果當我們聽到這些綽號,不感可憎反覺可愛,這就是他們操作成功的證明。

    所以稱人綽號算不算是一種歧視?這其實決定於「說者的心態」和「聽者的感受」,這兩者可說都是非常主觀的東西,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就像在分辨算不算「性騷擾」一樣:「女人說不就是不!」,如何分辨綽號有沒有惡意?最簡單的原則就在於被稱呼者的主觀感受了。

    不管是「態度決定語言」還是「語言決定態度」,現下較「政治正確」的說法是「態度決定高度」──所以政治人物若要以本身的「高度」來服眾,其「態度」豈可不慎?而從選民的角度觀之,若政治人物認為他的選民的「高度」就該只配合某種檔次的「語言」(也就是認為藉由粗俗的語彙就可以「拉近群眾距離」甚至能吸引選票),試問作為選民,難道他們不會也感到被歧視嗎?(作者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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