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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會，中產階級是其主幹，當中產階級站出來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時，就出現了建立公民社會的機遇。

    但是中產階級卻也有他多重的兩面性。從勞動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剝削的角度來看，資產階級和勞動者間存在的是永遠性的對立關係和階段的妥協關係；但是中產階級沒有永遠的敵人，對立的雙方都是他政治結合的對象，德國代表中產階級的自由黨，時而和社會民主黨結盟，時而和資產階級的保守黨結盟。

    當中產階級是個人主義、多元主義、自由主義取向時，中產階級是公民社會的支柱；但是中產階級是強烈排他性的國族主義、集體主義、價值一元主義、英雄崇拜取向而且還設定了一個不可赦免的敵軍時，中產階級轉成了法西斯的骨幹。

    紅色的群眾出現以後，有幾位學者大聲讚揚台灣的公民社會誕生了。紅色群眾的確是中產階級站出來的匯集，但是以這麼多天來看，他們是一步步地向公民社會邁進嗎？在群體的表現中是公民社會的特質比較濃烈呢？還是法西斯的色彩多？

    首先，他們中國國族主義的色彩實在濃得化不開，於是台灣國分子，甚至高呼台灣萬歲的香港分子都要被追打；這些行為表現出毫不寬容的價值一元主義，施明德等人說，九一六數十萬反倒扁群眾都是沒有靈魂的稻草人，王麗萍說貪腐的留在民進黨，清廉地離開民進黨，並以中產階級的美學對比上土里土氣中下階層的對方群眾而充滿鄙夷的優越感時，他們有了一個充滿邪惡的敵軍。

    希特勒的敵軍是種族性的猶太人，墨索里尼的敵人則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現在紅軍集體性的表現，在土里土氣的南部群眾感受起來，既有國族性也有階級性的雙重挫傷。以一元主義立場對付永遠的階級敵人是工運的基本做法，現在嫻熟勞工運動的紅軍副總指揮把他借用到中產階級身上，使得可以自由結盟、沒有邪惡敵人、可能成為公民社會支柱的中產階級現在有了邪惡的敵人。

    當施明德，這位范可欽稱之為充滿魅力的「亂世梟雄」在群眾面前既謝天又謝人民莊嚴地一跪時，他連接了上天和人民，成為兩者之間唯一的媒介；他以最動人的謙卑將人民意志集中在梟雄一人身上，施愈謙虛，眾人的領袖崇拜愈牢不可破。在廣場，無論下跪、圍城、紅色等等儀式性、象徵性的安排展現了無與倫比的群眾美學，使群眾自我昇華、自我純粹化，成為絕對善的化身，這正是希特勒的擅長而蔣介石之所缺。

    我絲毫不認為倒扁總部有意識地要創造一個法西斯群眾的出現，施、范、簡我認為都是好人。但是施的梟雄個性、范的美學才能、簡對階級鬥爭策略和劇場美學的錯誤挪用，以及對南綠北藍的現象太過冷感，絲毫不願從政治經濟學的途徑加以用心瞭解，導致群眾愈來愈走向一元主義，平白錯過把站出來的中產階級導向理性的公民社會的機會。

    他們是好人，也有強烈的正義感，但是知識上的怠惰讓他們誤用了台灣的機會，至於盛讚「圍城出現公民社會」的學者，其不知所云就更不在話下了。如今雖有錯，努力扭轉為時未晚，否則，不只錯失了公民社會出現的機遇，台灣社會深刻的撕裂恐怕無法挽回。

    （作者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