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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訪問維也納，佛洛依德親自到旅館去看他。過後佛洛依德有這樣的記載：

十月二十五日，我們如約去看泰戈爾。他生著病，面帶倦容，可是真好看。他真就像我們想像上帝該長的樣子，只是比米開朗基羅在西司丁（Sistine）大教堂裡畫的，要老上一萬年。

這是很文學性的形容，誇張而生動。但其實這時泰戈爾才六十五歲，佛洛依德自己則已經七十歲；兩人當時都已名滿天下。泰戈爾對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一直有相當嚴厲的批判，這次會面後泰翁的態度逐漸有些改變，晚期甚至開始讚賞佛氏學說在文學批評上的應用。

佛洛依德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一向壁壘分明；泰翁的例子，是他少有的一次化敵為友的勝利。佛氏所引發的爭議，至少該推溯到一九○○年，他的的劃時代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問世。《夢的解析》出版之前，佛洛依德從一個年輕的神經病理醫生，一步步變成人類行為的探索者。他研究催眠治療、研究歇斯底里徵狀、研究古柯鹼對行為的作用、研究心電感應……一八九五年，他開始以自己為對象，解析自己的夢；次年，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這個字頭一回出現，終於有四年後《夢的解析》的面世。佛洛依德認為夢是行為的第一種變貌，跟歇斯底里、強迫症、恐慌症一樣，透露表層行為的底蘊。他在書中以自己的夢為例，解說夢如何反映我們的孩提經驗，更如何包裝了我們壓抑的欲望。

在《夢的解析》之後，佛洛依德源源發表了《日常生活的心理治療》（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玩笑與潛意識的關係》（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達文西與其幼年回憶》（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等著作；一方面他的學說擴延到文學藝術及其他社會文化和社會科學的領域，一方面也逐步建立起他的以潛意識和「性」作為行為主導力量的理論體系。在佛氏的詮釋裡，沒有一句我們無意中說錯的話，或一個無意識的動作，不指向一個必然的意圖；也沒有任何人生的歷程，不和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性發展階段牢牢連結。

為了使他的理論更容易被瞭解，並且得到更權威的證據，佛洛依德從經典中取例，我們因此有了取自希臘悲劇殺父娶母的伊底帕斯國王悲劇故事的「伊底帕斯情結」。這個情結，佛氏也套用在達文西和哈姆雷特身上。我們也看到他用當時一位德國小說家Wilhelm Jensen 借神話人物Gradivius所寫的Gradiva故事，一個考古學家藉由夢境和其中的性愛關聯的啟示，自行為狂亂中得到解脫。佛洛依德以之闡說夢的治療功能。

佛洛依德是絕對理性的，但也是專斷的，不管「伊底帕斯情結」或Gradiva，都使我們質疑，命運作弄下的伊底帕斯國王，或小說家虛構的Gradiva，如何能輕易地就成為行為公式的證據。但重要的是，佛氏不管是夢的理論、性的原欲動力，或舉例的演繹邏輯，破綻雖多，卻同時也指向了人類對自身理解的許多暗角，透露出相當程度的真理性；引來的撻伐和背離雖不少（和他由親密戰友漸成陌路的，便包括了他早期最重要的合作者Wilhelm Fliess醫生和他的最有名的弟子榮格Carl Jnng），其影響之大卻蔚為世界性風潮，且歷久不衰。

去看望泰戈爾時，七十歲的佛洛依德已知自己罹患了口腔癌；身為猶太人，他也意識到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日益逼近。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他表達了他的憂慮，但同時明說，因為迫害，反而促使他揚棄自己的德國認同。這段話與我們的孟夫子勸國家統治者不要「為淵驅魚」有異曲同工的意味：

我使用的是德文，住在德國文化的世界裡。在我注意到德國和奧地利的反猶太氣焰日益升高以前，精神上我一直自認是德國人；但這之後，我寧願相信自己是猶太人。

希特勒的愚昧，造成的固然是猶太人的浩劫，也是德奧這些日爾曼種族國家自己巨大的損失。跨越十九、二十世紀的學術巨人，很多都是猶太人，他們不是被屠戮就是被迫流亡海外；最著名的例子，一個是流亡美國的愛因斯坦，一個就是流亡英國的佛洛依德。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焚書，佛洛依德的書也在被燒之列。一九三四年，佛洛依德著手寫《摩西》（The Man Mose），一本研究猶太主義和反猶太意識的書。一九三六年，佛洛依德八十大壽，著名德文作家湯瑪斯曼，也是佛氏的長期崇拜者，發表了著名的講辭〈佛洛依德與（世界的）未來〉（Freud and the Future）賀壽；來自全世界的賀電包括了畢卡索、史懷哲醫生、愛因斯坦、吳爾芙夫人等等。兩年後，一九三八，希特勒併吞了奧地利，進行對猶太人的逮捕。佛洛依德的住所遭到搜索，他最鍾愛的女兒Anna被拘禁了一天。英國緊急發給佛氏簽證，佛洛依德父女於六月六日抵達倫敦，次年因口腔癌病逝。佛洛依德在維也納住了差不多八十年，在倫敦只住了一年，兩地都有他的紀念館，但倫敦保留的佛氏文物更豐富。佛氏死前的最後日記寫著「戰爭的恐慌」（Kriegspanik）。饒是最偉大的探究人類心靈的醫生，佛洛依德到底沒能探究出人類仇恨的本質，戰爭依舊是人永恆的恐慌，沒有解藥。

【2006-04-12/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