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6  中國時報 
薛理桂

據中國時報刊載,近千件柏楊先生的手稿文物,將捐贈給大陸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如果此項報導屬實,將是臺灣的一大損失,也是國內文化資產外流的一大警訊。對於主管國內文化資產的文建會而言,應虛心檢討何以會有如此的結果發生。

    柏楊先生已於今年初與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簽約,同意將其部分獄中手稿、書信、書桌椅、筆、紙鎮、受訪影音紀錄等近千件手稿文物,運往北京收藏。由於柏楊先生的手稿文物關係著臺灣近代的文學與民主發展的歷程,屬於一手史料,具有研究者最重視的史料價值。這些重要的手稿與文物運往大陸典藏,日後臺灣的研究者反而須千里迢迢到大陸去閱覽,對臺灣文化資產的保存而言,實為一大諷刺。

    除了柏楊先生的手稿文物外流之外,臺灣文壇重量級的陳映真先生的手稿也將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何在這塊土地生長的當代文學家中已有兩位重量級人士,都傾向於將其手稿與文物典藏於對岸?這將是國內主其事的文建會需深思的問題。

 

    目前國內收集文學作家的單位,處於多頭馬車的地步。雖然在文建會之下設有國家臺灣文學館,但另有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等單位也積極蒐集國內的文學作家手稿。以此次柏楊先生的手稿資料而言,雖然事前國家圖書館與國家臺灣文學館都積極爭取,但最後結果都功敗垂成,能不令人扼腕?

    國家臺灣文學館成立於二○○三年,是國內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典藏館。目前該館已典藏有三千多件的手稿,及七千多件的視聽資料。但以該館的組織而言,設有研究組、推展組、典藏組、行政組等單位,卻未設有最重要的採訪組,寧不怪哉?試想國家文學館最重要的職責,是蒐集臺灣地區的文學作家的手稿資料,但在組織編制方面,卻未有負責的單位,似乎在被動的等著作家將其手稿送上門來,天下豈有如此便宜的事。

    國家臺灣文學館在該館的組織編制方面,應重行檢討,設置最重要的「採訪組」,該組的職員應走出館外,主動到國內外各處蒐集資訊,採集文學作家的資訊,以最謙卑的姿態,向文學作家解說該館的功能,以及詢問其手稿文物贈送給該館的可能性。此外,該館應是國內文學作家手稿文物典藏的龍頭。該館也應主動與國內的其他典藏單位,如: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協商,避免各單位之間惡性競爭,造成國內文學作家的手稿四處分散典藏的困境,對國內外使用者而言,也將造成不便。

    希望柏楊先生的手稿外流是最後一次,也祈望國家臺灣文學館加油,盡全力將國內的文學作家的手稿文物留在國內。

    (作者為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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