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世界各地流行一種互相矛盾的口號,一方面提倡本土化,另一方面卻同時高唱國際化。就文學創作而言,前者近鄉土文學,後者近城市文學。前者比較容易凸顯各地方各作家的不同特色,後者則往往在往來頻仍、互通有無之餘,漸趨於互通共同。就作家而言,多數居於城市,可是他們卻往往原本植根於鄉土。他們一方面希望面向國際,另一方面卻強調本土意識。幾十年來,由於社會形態的變化,鄉村逐漸城市化,很多作家的鄉土性越來越薄弱,而國際性則越來越強。因此,生活於香港、台北以及大陸重新開放的幾個主要城市,大多數的文學創作者,他們寫的題材,逐漸趨於共同互通,往往離不開飲食男女,離不開情感的糾葛、性與暴力,離不開性別、階級、家庭等等的恩怨情仇。除了各人各地難以改變的語言習慣之外,他們在表現藝術、寫作技巧上,往往互相觀摹學習,也不斷求新求變。

因為求新,所以他們多棄舊文學於不顧。舊文學的形式律則,例如詩詞的格律,古文的義法,他們以為是陳舊落後的;舊文學所標榜的觀念,例如載道、言志的傳統,他們也多以為是陳腔濫調。因而新詩的寫作,寧可模倣西方的十四行體,也要打破詩詞格律的束縛;小說的寫作,寧可取法外國小說的敘述方法,也不再採用章回對聯花開並蒂的形式。這是一種趨勢,雖然並不代表哪一種選擇是好是壞。新與舊,本來就不是好與壞的等號。

因為求變,所以他們也大多隨著時代潮流、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的在翻新。今天流行張愛玲,就到處有人「看張、張看」;今天流行余秋雨,就有人要「石破天驚逗秋雨」。今天流行存在主義,他們就看卡繆;今天流行新社會主義,他們就學盧卡奇;萬一今天又流行後現代主義,他們也就趕快了解什麼是後現代。

生活在大城市裡,他們不能不求新求變,藉以適應環境。或許由於各大城市生活形態相似,生活經驗也大致相同,所以出身上海、久居香港的西西,可以寫《我城》;來自上海的王安憶,可以寫《香港情與愛》;來自台灣的施叔青,可以寫「香港三部曲」,似乎都駕輕就熟。因為上海、香港、台北三個城市,固然有不同的風貌,但畢竟有不少相似互通之處。上述的這些作家有才情,有創意,另當別論,但不必諱言,我們也可以看到若干城市作家在寫作主題及藝術技巧上,常免不了予人「似曾相識」的感覺。

不過,我們在這裡面固然聞到了不少商業氣息,看到了文學大眾化商品化的趨向,也同時在求新求變的浪潮之中,看到了少數的文學工作者,嚴肅認真的思考,堅守純正文學的立場。他們可以在政治高壓之下,為文學保住清新;在商業掛帥之中,為文學保住純淨。在我所接觸過的裡面,香港如黃繼持主編的《八方》,台北如尉天聰主編的《筆匯》、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都是很好的例子。城市文學本來就比較多元多樣,香港如此,台北如此,其他城市的華文文學亦當如此。

根據我的觀察,目前香港文學應當也像其他地區其他城市一樣,在科技文明日新月異、迅速發展的今天,至少面臨兩個共同的大挑戰:一是文學閱讀人口越來越少的問題,一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問題。

文學閱讀人口越來越少,不是泛指書刊的讀者越來越少,而是指喜愛文學的讀者比例少了。以前大家所說的大眾文學,有人戲稱,應該改為小眾文學。很多讀者已捨文學而就其他類別或實用性知識的讀物。在台灣、香港、大陸的大書店中,很容易發覺文學類的櫃架越來越少,而休閒娛樂以及實用性的讀物,則越來越多。就一般人而言,電影、音樂等藝術更容易提供耳目之娛,實用性的讀物更容易切合生活的需求,電腦上網也更容易取得資訊。這是目前各大城市普遍的現象,如何改進,如何因應,值得文學工作者觀察、思考。

至於本土化和國際化,原是兩種對立的概念,要調合推動,並非不可能,卻實在不容易。就香港文學而言,什麼是本土化?寫香港的人情事物,就是本土化嗎?這種題材何須提倡,相信大多數的香港作家,寫的就是這些題材內容。那麼本土化是指用方言來寫作嗎?用方言寫作,自古有之,寫得好,味道夠,自然可以播諸人口,傳諸後世;寫得不夠好,恐怕更不能吸引讀者。什麼是國際化?多寫國際關心的事物,就是國際化嗎?這豈不是捨近而求遠?如果指的是把本地優秀的文學創作和新穎的文學論著,加以推介或翻譯,互動交流,讓別的地區了解,我個人是贊成的。也只有這樣,它才可以和所謂本土化的作品,結合在一起。

【2006/11/2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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