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挺鋒
五年五百億的灌頂、評鑑退場機制的出籠,勢必會以極高強度撞擊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依官方宣示,五年五百億與評鑑退場機制意味了過去十幾年來高等教育在完成量的普及化後,所將開展的第二階段目標:質的擇優汰劣。

    圈內人大多心知肚明,不管是什麼名目的獎懲評鑑,胡蘿蔔與棍棒的分配幾成定局:傳統老大學備受恩寵,評鑑只是錦上添花的正當程序而已;反之,多數新設大學則是被棍棒伺候的對象,所謂系所的勒令停招猶如銀行的不良資產,將成為打呆的首要對象。

    表面看來,評鑑結果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但新設大學若如預期地邊緣化、甚至沒頂,不啻是隔山打牛,也搧了傳統老大學的耳光。長期以來,台灣高等教育體制猶如製造業在國際分工下的反映,後者從事初、中級加工生產而後外銷,最終則是貼上舶來品牌轉成國內的高檔消費;同樣地,台灣高等教育的師資獲得亦復如是:基礎教育、學士、碩士大致是在國內完成,之後的少數則負笈海外,並藉最後一張洋文憑返國謀(教)職。

 

    或許迫於台灣學術發展的歷史後進性,如此高等師資培養的分工與依賴有其無奈,而這也造成了傳統老大學師資裡的十之八九皆是這種國內代工、海外精裝回銷的產物。惟從一九九○年代起,台灣高等教育的師資取得才開始乍現「進口替代化」的轉機徵兆,使得本地一貫生產的土博士陸續取得到高等教育謀職的入場券。

    謂之「進口替代」或許誇張,因為這個歷史轉機的浮現不是傳統老大學所一貫生產的「土貨」終於能在品質上與「洋貨」拿到同一個天平上比較,而主要是受惠於新設大學的人力需求擴張所致。對過去十年來陸續畢業的土博士而言,他們或許比前人更幸運,因為永遠的板凳球員不再是宿命,但與此同時,傳統老大學與新設大學的二元體制也於焉成形,大、小聯盟的等級成為另一種評價場域。

    然而,土博士榮景仍只是曇花一現。理由之一是新設大學已成絕響;理由之二是新設大學更可能是被評鑑機制勒令退場的苦主。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體師資需求勢必不增反減,偏偏台灣的博士班人數從一九八二年的九百七十五人膨脹到現在的兩萬七千五百人上下。

    筆者並不是提倡學術社群的「本土孤立主義」。但上述現象多少該是個值得反覆咀嚼的警語。倘若說教學是教師的基本責任,那麼傳統老大學歷經了四、五十年的努力總該繳出一點成績吧?再者,他們的「一貫化生產產品」若依然是次級品、劣等貨,甚至大量地淪為庫存呆料時,那麼傳統老大學是否也該自評要如何在這方面「追求卓越」?這也是為什麼評鑑機制的登場不止是攸關到新設大學的「生死」,也應該涉及傳統老大學的「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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