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veman Bulletin。mix

「符碼」（code）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所共享的意義系統，由符號和慣例規則共同組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慣例或是約定成俗之事，都是「符碼化」的結果。顏色成為符碼，就如同在凱格蘭大道上舞動的，甚至遠出到其他區域，信念在期間竄動，所以推著娃娃車的人、坐著輪椅出席的人、連路都走不穩的人、不會使用螢光棒的人、整路穿著雨衣的人，能夠同個時間出現在時大雨、分小雨的「圍城」現場，實質性的遊走在馬路上，象徵著圍攻了「總統府」，再進而構連為「阿扁下台」，情緒翻滾著，同著符碼翻滾著，繼續往前進。

        紅色可以被解讀為「危險」、「熱情」、「溫暖」，而今被解讀為「憤怒」；「紅色」為「符號具」（signifier），「憤怒」為「符號義」（signified），「紅色-憤怒」在美國語意哲學家Peirce的說法裡頭，瓦解了「意識型態」操弄的單一面向，這群人民走上街頭，本身就是操弄、依附著「意識型態」，是主體，同時也換置成為客體，應和著口號不表示失去自主性，也並非全然的「自主」，而是Gramsci所謂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繼續玩耍著。「符號具」本身沒有任何意義，頂多也只是現象，是因為「符號義」加註之後才顯得有其意涵，Barthes進一步的解析「符號義」，將其分為兩個層次：「明示義」（denotation）與「隱含義」（connotation），就如同紅色，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隱含義」，過馬路的時候，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過這樣的解讀並不等同於行動，因為不遵守此規則者，還是「繼續通行」，這也有城鄉差異以及車輛多寡的關係。

        但是，不管是Peirce或是Barthes巨細靡遺的分析並舉例「符號」背後的分析架構之後，卻還是比較著重於「符號」本身，卻沒有說出「共享」、「溝通」的模式，Eco提出了「符碼」的概念，符號義並非僵固不變的，每個行動者也並非同質性，因此對於行對的參與、選擇、詮釋以及意義是有其「歧異解讀」（aberrant decoding）的情況發生，指的是因為文化定義不同，造成譯碼與解碼的結果不同。所以「紅色」會因為不同時間、文化、場域而有不同的意涵。

過去（或許未來也有可能持續）有些政客一直囔著「意義型態」迫害，但是卻不曾察覺或是故意忽略自己本身也是操弄著意識型態佔有「政客」的位子，例如一直以「政治迫害」作為辯護律師，或是將「政治」明示與隱含為「衝突場域」或是早已經過時的「二元對立」手段，所以才會有人說出：「『倒扁』是中國的同路人」、「紅色代表著共產黨」，被賦予貶抑與有問題的標籤，等同於「不愛台灣」，「不愛台灣」也不等同於與「愛台灣」對立，並竟愛或不愛都是複雜的情緒，若要找到與這樣情緒相互對立，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台灣」是甚麼？是地理位置？是認同？還是我們自己的想像？「台灣」會不會剔除地球儀上的位置與定義之後，其實是不存在，大多存在於我們的符號系統當中，那「愛台灣」又是甚麼呢？某個層面來說，只是在消遣或是流離失所的時候，有個想像能夠依岸，或者是「區隔」、「貶抑」的技倆，若為如此，「愛台灣」是被某群人定義與歸類所壟斷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