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紅色」會聯想到甚麼?紅色玫瑰?熱情?危險?共產黨?還是「倒扁」(反貪腐運動)?

        紅色衣服,於今年九月流行開來,不單是因為時尚而流行,同時還背載著「憤怒」的意義,象徵著要對於貪腐不見容的意念,不單是衣服,口號、靜坐等,也成為了「符碼」。

 

「符碼」(code)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所共享的意義系統,由符號和慣例規則共同組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慣例或是約定成俗之事,都是「符碼化」的結果。顏色成為符碼,就如同在凱格蘭大道上舞動的,甚至遠出到其他區域,信念在期間竄動,所以推著娃娃車的人、坐著輪椅出席的人、連路都走不穩的人、不會使用螢光棒的人、整路穿著雨衣的人,能夠同個時間出現在時大雨、分小雨的「圍城」現場,實質性的遊走在馬路上,象徵著圍攻了「總統府」,再進而構連為「阿扁下台」,情緒翻滾著,同著符碼翻滾著,繼續往前進。

        紅色可以被解讀為「危險」、「熱情」、「溫暖」,而今被解讀為「憤怒」;「紅色」為「符號具」(signifier),「憤怒」為「符號義」(signified),「紅色-憤怒」在美國語意哲學家Peirce的說法裡頭,瓦解了「意識型態」操弄的單一面向,這群人民走上街頭,本身就是操弄、依附著「意識型態」,是主體,同時也換置成為客體,應和著口號不表示失去自主性,也並非全然的「自主」,而是Gramsci所謂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繼續玩耍著。「符號具」本身沒有任何意義,頂多也只是現象,是因為「符號義」加註之後才顯得有其意涵,Barthes進一步的解析「符號義」,將其分為兩個層次:「明示義」(denotation)與「隱含義」(connotation),就如同紅色,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隱含義」,過馬路的時候,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過這樣的解讀並不等同於行動,因為不遵守此規則者,還是「繼續通行」,這也有城鄉差異以及車輛多寡的關係。

        但是,不管是Peirce或是Barthes巨細靡遺的分析並舉例「符號」背後的分析架構之後,卻還是比較著重於「符號」本身,卻沒有說出「共享」、「溝通」的模式,Eco提出了「符碼」的概念,符號義並非僵固不變的,每個行動者也並非同質性,因此對於行對的參與、選擇、詮釋以及意義是有其「歧異解讀」(aberrant decoding)的情況發生,指的是因為文化定義不同,造成譯碼與解碼的結果不同。所以「紅色」會因為不同時間、文化、場域而有不同的意涵。

過去(或許未來也有可能持續)有些政客一直囔著「意義型態」迫害,但是卻不曾察覺或是故意忽略自己本身也是操弄著意識型態佔有「政客」的位子,例如一直以「政治迫害」作為辯護律師,或是將「政治」明示與隱含為「衝突場域」或是早已經過時的「二元對立」手段,所以才會有人說出:「『倒扁』是中國的同路人」、「紅色代表著共產黨」,被賦予貶抑與有問題的標籤,等同於「不愛台灣」,「不愛台灣」也不等同於與「愛台灣」對立,並竟愛或不愛都是複雜的情緒,若要找到與這樣情緒相互對立,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台灣」是甚麼?是地理位置?是認同?還是我們自己的想像?「台灣」會不會剔除地球儀上的位置與定義之後,其實是不存在,大多存在於我們的符號系統當中,那「愛台灣」又是甚麼呢?某個層面來說,只是在消遣或是流離失所的時候,有個想像能夠依岸,或者是「區隔」、「貶抑」的技倆,若為如此,「愛台灣」是被某群人定義與歸類所壟斷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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