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6  中國時報
彭秉權

    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為抗貧所做的努力付出,使他榮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可說實至名歸,引發大家關注與讚揚也是自然。他推動的抗貧方案──鄉村銀行──確實值得有志者效法。

    且不論運作細節的差異,尤努斯為貧戶提供的融服務,和台灣民間早有的集資機制──「互助會」,有著類似的社會基礎──信用。台灣早年正式融機構駐點尚不普及,「互助會」在因應個人急難與籌措小額資金方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過,隨著投機風氣日興(如民國七十年代起大家樂之類的簽賭風氣),以及人口地理流動日趨頻繁,這種民間集資的互助活動慢慢成為非正式金融體制裡的地雷,倒會事件頻傳,漸漸失去應有正面的功能。如今,只有在彼此仍共處在具有充分信任感的網絡中,或憑藉特定組織對成員仍有相對約束能力之下(如學校、行政機關的雇員之間),人們才會願意參與這樣的金融互助活動。

    尤努斯的「窮人銀行」能夠避免被壞帳拖垮,靠的是需求者間連帶保證的信用機制。它憑恃的並非「窮人也有自尊」這種天真、抽象的話語,它更需要具有約束力與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如果對緊急、小額金融服務有需求的群眾間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尤努斯的方案就缺乏推行的可能性。因此,若論尤努斯的獲獎對台灣有何啟示,筆者以為,除了拿這麼一位「窮人銀行家」來暗諷台灣吳辜蔡集團在政商勢力的鑽營、在卡債問題上的高姿態之外,我們不妨想想,為什麼在當今台灣,參與「互助會」變成高風險的舉動?

 

    提出以上看法倒不是在慨嘆往日美好時光、人情信用一去不返,或者從根本否定尤努斯鄉村銀行在台灣的可行性。因為即使所謂更先進的美國,也會有類似的脫貧行動,問題癥結不過就是:如何恢復或重建這種機制所需要的社會基礎──信任感,尤其是在對此有特別需求的弱勢者之間。

    其次,台灣不是孟加拉。把貸款拿去養十幾隻雞鴨,不足以養活一家老小。我們不能過度天真地以為,只要讓窮人取得貸款,他們自有所需的技能,並會找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失敗的投資就會變成無法償還債務,成為互助銀行的呆帳。因此,教育訓練其實是所謂「先進國家」推動類似方案的重要配套。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教育訓練不只是傳授特殊技藝(如成人才藝班),或培養所謂先進技能(如職訓班)。它必須考量,未來的貸款人都將是經營個人小資企業(好比小的社區型清潔公司、個體型的社區托育保母)的主管,而不是職訓之後投入勞動市場的求職者,因此他們需要經營管理的訓練,需要具備規劃、行銷的能力,並懂得如何在市場中為自己找到發揮所長的利基。

    此外,教育訓練還有個重要的附加功能:為未來連帶保證人建立互信的基礎,甚至為未來個別小企業,提供相互支援、交工、聯盟經營的可能。換言之,這樣的教育訓練差不多就是「窮人的EMBA」:提供機會讓學員認識未來同業、跨業合作的夥伴──除了沒有像大老闆們一樣取得學位之外。

    如果類似尤努斯的方案要在台灣生根、推廣,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金融老闆們的良心發現,不只是「窮人的自尊」、「找回過往質樸的人心」,我們更需要的其實是一套不同於目前職訓、成人才藝、補校體制的(成人)社會教育訓練體制。

    (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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