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3.05 
政客從死人骨髓裡敲打出選票
南方朔

我們常說「眼見為憑」和「記得為真」,但我們可能疏忽了,在有關記憶的國度,一直存在著一種以「正義」為名,以「喚起失去的記憶」為手段,實質上則是要製造出「被鼓勵出走的假記憶」(Encouraged false memory)這種對記憶的操弄之「記憶政治學」。

這個有關記憶問題的討論,乃是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美國學術界最重要的課題。而這個問題會出現,其實有著許多令人扼腕歎息的故事。因為,美國一九八○年代,乃是兒童遭到性虐待問題被炒做得鬧滾滾的時代,許多幼稚園和中小學的家長都出面指控其子女遭到性虐待。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加州曼哈坦海灘區一所考克馬汀幼稚園,一群家長集體提出訴訟,指控校長老師性虐待。這些家長的證據是,他們的子女在遭到性虐待後已不復記得,幸好有「記憶恢復專家」(Recovery specialists)主持正義,終於讓兒童恢復了記憶,這起訴訟官司打了七年之久。它起初一付正義懍然的模樣,但打到後來卻簡直成了法庭大鬧劇。因為經過法庭持續的傳喚與作證,終於發現所謂的「被喚起的記憶」,其實都只不過是「記憶恢復專家」透過暗示、鼓勵、強壓,而造成的「被鼓勵出來的假記憶」。由於此案太過荒誕喧鬧及卑鄙齷齪,主審法官遂在教訓原告之後,將此案撤銷。但該幼稚園的校長老師經過七年被人喊打喊殺的凌辱,不但早已破產,甚至精神名譽所受的傷害,都再也無法恢復。而與他們處境相同的受害者,在那個時代可真不少。這使得九三和九四年間,有關記憶真假和記憶如何被操弄的學術著作,開始大量出現。

因此,由美國的上述學術公案,我們已知道記憶是可被操弄的,而且很容易被操弄。而以恢復記憶為名的專家,他們所謂的記憶之正義,則只不過是在編造有利於己,但卻羅織和迫害他人的假記憶,由美國的這段故事,就必須提到在政治上,最早對這個問題做出警告的十九世紀英國主要思想家哈茲立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了。

哈茲立特出生於民主初興,英國各教派和各地域互揭瘡疤,都在把歷史當做政治籌碼,事實上則是恨的政治學大行其道的時刻,於是他在影響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文化極重要的《直言集》裡,寫下〈恨的樂趣〉這一章。其中曰:

─「仇恨之可以讓人快樂,乃是它有如含毒礦物質,會腐蝕掉宗教心,並將之轉化成一種怨恨的仇外及偏執;把愛國變成對別人家園放火,散布瘟疫和饑饉的藉口;把美德變成摻砂子挖牆角;以一種褊狹、嫉恨,有如宗教陪審團委員的眼光盯著別人。」

─「他們操弄歷史,…把我們帶回到血仇相殺,強烈的妒恨與反感,以及野蠻過去的那種大蹂躪、大破壞、錯誤及復仇之中,從而讓政治和宗教的偏見與致命的敵對性有了基礎…,讓我們丟開了文明的規範和心性的脆弱面紗。」

─「人的本能由恨造成,如果不拿甚麼來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就會失去源泉;生命如果沒有仇怨和無法駕馭的激情,彷彿就變成了一灘死水。我們自己幸福的光芒,必須把周遭全都儘可能塗黑;否則即無法突顯。…這不正是人性弱點或邪惡嗎?而在這裡面,其實有著一種祕密的相近關係,人的心裡,對邪惡有著一種渴望,它以一種對災難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因為這才是永遠不會失敗得遂所願的來源啊。純粹向善,會讓人疲倦而想要變化,痛苦的滋味雖苦而甜,永遠不會吃得太飽。愛的耽溺沉迷會造成冷漠倦怠,而只有恨會永恆不朽。」

政治上,以正義之名,政客當起「記憶恢復專家」,要在歷史的縫隙裡恢復人們的記憶,其實卻是在加工生產著假記憶,這種事情在人類政治史上早已屢見不鮮,當任何政治體系存在著族群問題,它就提供了這種政治上的「記憶恢復專家」最好的表演舞台。最近過世的耶魯大學史學教授彼得.蓋伊(Peter Gay)在反省歐洲十九世紀政治意識形態時,就在《恨的培養》一書裡指出,利用歷史當政治工具,以一種一半拉抬自己,一半提供發洩,同時也是製造敵對,但卻經過精打細算的「恨的政治學」遂告興起。他認為這是一種「色情式的民主」(Erotic Democracy),因為這種在歷史裡找仇恨用以煽動的民主極為廉價而有效,並且很容易讓群眾的侵略本能獲得鼓勵,而藉著準色情式的煽動言辭,而讓煽動家和徒眾之間建立少有的感情親密連結,在仇恨中團結,其實也是民粹主義的最高境界!恨的政治學之所以天下無敵,乃是它透過清算式的修辭,製造出了不容許出聲的氛圍。它透過佔領過去的歷史,而要佔領未來。

而令人悲傷的,乃是近年來的台灣政治,並不按照普世早已有一致標準的民主準則來辦事,翻來覆去,明言或不明言的,不斷玩著符號遊戲的,都是這種記憶和歷史的恨的政治學。每到選舉,這種伎倆必定登場一次,如果我們不健忘,當記得上次選舉的中正機場改名之事吧。由於未來的選舉更為嚴峻,於是當今這一波記憶和歷史的權力遊戲就更加變本加厲,並換上了似是而非的其他口號來包裝。當政治人物已無法用政績和對人民福祉的承諾來求取支持,記憶和歷史遂成了選票的唯一來源,當搞政治的要從死人骨髓裡敲打出選票,這樣的民主豈不很悲哀嗎?

其實,在急獨的意識形態裡一向認為,不管能力和政績,也無需道德和操守,只要永遠不斷圍繞著記憶、歷史和族群問題做文章,凸顯永遠的仇恨與對立,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天讓台灣政黨結構依族群大小而畫分,意思就是說台灣將出現一個萬年執政的台灣人黨,另一個永遠在野的外省黨,這點乃是急獨最後的前提與手段。目前的台灣,愈來愈多人都可以琅琅上口宣稱自己是二二八受害者,愈來愈多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即講出一堆白色恐怖的親身經驗,這都是置入性記憶和置入性歷史的成效。最徹底的權力,乃是可以在有了權力後改變歷史和記憶,這點在台灣早已毋庸置疑。近代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布努塔(Luis Bunuel,1900-1983)曾說過:「記憶也許是全能的,不可少的,然而它同時也是非常的虛弱易碎,而造成它如此脆弱的,除了它長久的敵人─遺忘之外,還有就是錯誤的記憶。」或許他的這段話還應該再加上「被鼓勵出來的假記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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