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3.09 
拆樂生 忽視對「地方」尊重
張君玫/北市(助理教授)

儘管有文史團體的多方爭取以及聯合國文教組織的關心,樂生療養院仍被通知強迫拆遷。

在樂生事件的政府施為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正在被摧毀的「地方感受」: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先是被日治帝國主義淨化國土的規訓力量畫出界線,成為一個化外的「非地方」,卻也在隔絕與壓迫中開始敘說屬於當地的故事,逐漸長成了一個有能力呈現差異並建構認同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卻在七十年後,為了現代化的捷運工程,頓時被要求清空意義,抹去舊名,倒出早已生根的血肉,從一個承載故事與認同的「地方」再度成為抽象「空間」。

樂生事件所傳達的意義是,台灣人不覺得拆掉一個「療養院」有什麼大不了,再蓋一個「更好的」給你就好了。為了「發展」,為了「方便」,更重要的是,為了「大多數人」更「現代」的未來,什麼都可以拆。甚至,你可以這樣說,這種「務實」的思維主宰了台灣人對地方的感受與價值判斷。

誠如知名的後殖民理論家Bill Ashcroft所指出的,把「地方」當成一張可以刮去重寫的「羊皮紙」,乃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隱喻,在語言與思考上合理化了帝國主義者重新透過命名來擁有一塊土地的施為。Ashcroft建議我們用「一種塊莖狀的文本」來比喻一個地方,一種橫向的生長與抵抗。塊莖的有機生命比喻提示了一種對「地方」的尊重。在這個美化了「旅行」與「移動」的全球化時代中,我們往往忘記了人和土地之間的親密關係才是書寫地方歷史的主體。或許,我們該撇開泛政治的參考架構,好好思考一下「本土」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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