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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學術界因論文涉嫌抄襲及掛名論文涉嫌抄襲等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掛名涉嫌抄襲論文共同作者的國科會主委為此辭職但獲慰留。其實這些問題只是冰山之一角。

例一，一位任職高中的朋友，幾年前就讀南部一所國立大學研究所四十學分班。這位同學文學底子深厚，花了相當多心血寫了一篇自認不錯的小論文，交出去不久，任課老師要她再做補充。這位朋友認為這篇報告不論質與量應該比其他同學更高一籌，故拖延一陣未再修改。想不到任課教授又叫她去訓話，板著臉說：這門課的分數，妳打算不要了？我這位同學相當惶恐，趕忙快馬加鞭連夜趕工加以潤色及補充，將修訂稿交去。

她後來考上另一所國立大學碩士班，考量碩士論文題目時，想起她那篇嘔心瀝血的報告，希望將之擴充鋪陳為碩士論文。當她找尋相關資料時，竟發現這篇小論文成了那位教授偉大著作的一章，而且那位副教授已升等為教授了！

例二，當本土意識蓬勃發展，大筆經費挹注在本土研究這塊區域，許多大學教授爭取到泰半的經費。但由於以往受的是大中華意識的學術背景，對於本土這個區塊是陌生的，於是這些學閥成了總承包商，而一輩子關注鄉土默默耕耘的文史研究者成了下游小包商，或廉價文字工，甚或免費義工。

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一位長年耕耘、關注斯土的文史研究者，他的文史研究一直無法出版。他過世時，幾位朋友去整理他的書齋，家無恆產，僅餘整坑滿谷的書籍及文稿。這位一生不娶，奉獻鄉土，大半輩子在貧病交困下過日的文人，走的時候很平靜，甚至是帶著笑容的。他的畢生心血最後都得以出版，雖然掛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某國立大學教授的名字，然而他卑微的心願達成了，他的畢生心血得以問世。而那位大學教授也因匯集不少類似我這位朋友者流之研究成果，目前已是一所國立大學台文所的所長。

例三，教授掛名的不僅是論文，還包括社區營造及產業等多元領域。以雲林縣某知名景點的「雲林文學步道」為例，黑色大理石上面鐫刻著「雲林縣當代文學家年表」，然而其中卻有誤謬。而這長幅大理石刻文末端落名者除兩位教授外，最末綴名者為一研究所碩士，看來主筆者為這名碩士。以此為例，掛名者是否應負監督之責？

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工幾乎也變成職場弱勢了。

我曾經為一個貧窮單親家庭的國小男生需要多加關注，拜訪距離僅數十公尺遠的當地里長，請他協助經常就近去看看孩子，跟家長打個招呼講兩句話表達關心。里長太太卻不耐煩的說：「這種事也要找我們喔？」後來里長家仍然沒有理會那個病弱的父親和四個孩子…

我的生活經驗是：經過多年的改進，網路的便利，都會地區，特別是台北市政府及各行政中心、市議員等角色，與民眾的互動往往是頻繁而有效，里長已經沒有多少功能，里民對投票選舉也不熱中。而社工工作過度繁重，很多社會角落沒辦法顧及，市政府應該要求里長、里幹事分擔一些這方面的任務。

媒體報導歌手張惠妹今年有意在新身分證上並列卑南族的名字「古歷來．阿蜜特」，張惠妹為公眾人物，此舉值得鼓勵。

「張惠妹」赫赫有名，為何想要「正名」？她表示，能用原來的名字和姓氏，是很驕傲的事。張惠妹所言甚是，名字代表一個人的身分及歷史脈絡，如果要原住民硬是「去脈絡化」，接受不屬於自己語言及文化的「命名」方式，如何產生自我認同、如何能有自信與驕傲？

過去原住民被「漢化」，無法使用自己原住民的名字，但政府推動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後，據報載統計，截至去年為止，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的人數卻仍未破萬，筆者認為很大原因來自社會的壓力，「這樣溝通比較方便」、「別人比較好記」，而大部分原住民礙於社會現實，不願將原住民姓名「正名」。

然而，為何原住民需要配合漢文化的命名方式？只因漢文化是主流族群？但台灣不已經是多元文化的社會了嗎？

台灣近年來強調多元文化，但社會上似乎只把原住民意象「商品化」，搞觀光、搞文化產業，一般大眾有多少人能真正認識及認同原住民的文化及歷史？「正名」無疑是一種認識的方式，透過「姓名」，人與人相處溝通時，能夠瞭解背後的文化脈絡，而不是表面上尊重原住民，實際生活場域中卻又「漢化」原住民，不願意正視姓名背後的歷史文化意涵。

張惠妹的成功無疑是台灣原住民中最好的例子，如今她又帶頭「正名」，有其意義。但是原住民「正名」並非名人才能享有的權利，台灣原住民應該驕傲地使用自己的原住民姓名，且更重要的是，其他非原住民的社會大眾也必須尊重並「肯認」原住民正名的權利。

拜讀九日「芭樂一斤十元？爛的任你挑」一文，心有感慨。我是消費者，同時也兼具栽種和行銷等角色，現在經營芭樂，才深深體會和瞭解，台灣人這麼聰明，為何產品總是較低劣。

其原因就是消費者的僥倖心態，要馬兒好，又要馬兒少吃草；生產者則看透了消費者存有僥倖的心態。於是戲碼不斷上演著：買怕了買到不敢買，但是，卻又「買不怕」，未能向生產優質產品的人購買。

曾有位常客，他不願意瞭解我是挹注多少精神和比別人高出多少成本及技術，才能種出他喜歡的可口芭樂，且價格只是反映人工及成本而已，並未哄抬：絕不放一個壞的，絕不少斤兩。有一天，他到燕巢產地去，看見又大又美的芭樂，又可殺價，一時心喜，買了一大堆回來，吃後不滿意極了，又回頭來找我，他說不敢拿去台北送他親戚；但他心態不改。

還有許多鄰近的消費者，肯定我的芭樂，但對我沒有外面一般芭樂的低價格行情而心生不滿。台灣真是生病了，我曾為此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不過，我仍慶幸，靠著一成不到的優質顧客，還能夠在芭樂農業的路上，繼續奮鬥下去。

近來由於北北基提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中小學教科書問題，再次受到重視。教育部則力主「一綱多本」，以維護教育多元化。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發展歷史。二十五年以前，各地高中職是自辦入學考試的，所謂聯招只是以縣市為單位，高中與高職也分開考。後來逐步實施「測驗標準化」以改進命題品質，終於成了統一的全國基測。這項發展其實是造成今天呼籲教科書「一本化」最大的基礎。

教育部力主「一綱多本」，如果此時有人主張「多綱一本」一定被看成白癡。但類似的邏輯問題也存在「一本一考」與「多本一考」的爭論，對很多老百姓而言，「多本一考」與「多綱一本」同樣也是不合理。倒是家家戶戶對統一的「國中基測」，感同身受。「一本一考」就成了很邏輯合理的要求。

教育部的政策可由「一綱多本一考」這名詞看出其內在矛盾。一方面在「綱要」與「考試」的兩頭嚴格地達成統一，而卻要在中間的教科書要做到「多元化」。過去幾年來，國中小教科書雖然是多家民營，實質上，各家版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以便隨時可取代別家的市場，「多元化」目標其實是達不到的。為「一綱多本」辯護者，常以「多元化」為目標。其實只要有升學的統一考試，多元化學習是很難達到。「一綱一本」的訴求是在「一綱一考」政策下合理的結果，它背後有巨大的民意支持力量。到下次縣市長改選時，「一綱一本」恐成燎原之火。北北基學生占全國的六分之一，但他們在主要利益的參考書市場可能占到五分之一。若北北基選用單一版本，則目前市場三分天下的局面恐難維持下去，到時「一綱多本」就可能更難以為繼了。

面臨如此民意壓力，教育部可以啟動兩件事；一是編著國中基測科目的「部編本」；二是設計實施十二年國教的配套措施。前者是為若必須走上教科書一元化時的「次佳」選擇，後者則準備移除高中入學考試瓶頸，從而較能保持教育多元化。若要保持全國基測，教科書品質的提高是必要的，部編本的投入，可透過市場壓力去成各民編版本的提升。若無法多元化，則那「一本」一定要提高品質。

統一的考試必然傷害教育多元化，若要維護多元化，升學制度還要再修正。展望未來少子化趨勢，也許十二年國教可以較徹底地解決升學問題。但這問題非常複雜，政府應該長期研擬，社會長期辯論。

台北市長郝龍斌為兌現「一綱一本」的競選諾言，引發連串風波。面對時代多元之變遷，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選擇。然而，何以要改？哪些要改？何時來改？改革可能會產生哪些優缺點，都得事前詳細的評估！而一旦實施後，發現缺失則要加以修正，甚至立刻停止也是該有的擔當！

就如同去年部編本小二數學重新出現九九乘法表教學。七年前因強調建構式數學重視理解與思考，而廢除了九九乘法表背誦部分。然而建構數學實施下來，未必能讓大多數小學生在數學思考上有大幅進步，倒是在基本乘除及四則運算中常出差錯。

教育上許多參考國外的改革與制度者，都應該慎重考量不同背景文化上的差異，否則，將外國教育政策、教材教法，直接全盤接收拿到台灣來試用，不免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嚴重落差！這些年爭論不休的「建構式數學」即為最明顯的例子之一。

猶記得十年前，我帶全家赴美進修時，兒子正好在那兒讀六年級。因美國學生計算能力向來都不怎麼好，所以在六下幾乎花了三個月時間教導各種加減乘除的「概算」方法；當時的美國老師也是要求一定要用「概算」方式來計算與解題，絕不可以用精算寫出標準答案，否則不給分！對於我兒子而言，明明很快就可算出正確答案，偏偏要用又麻煩又笨拙的「概算」方式，使他在那段期間面對數學學習苦不堪言！

以上就是文化差異在教學上不同之明證！美國學童計算能力差，數字一大在加減乘除運算中就常會出些差錯，退而求其次只得教些「概算」方法，簡化之後以便算出一個大概數目！但台灣學生計算能力一向沒問題，以花不到「概算」一半時間，就可得出精確結果，實在沒有必要花三個月來學「概算」的道理！

所以，任何方面教學的改進都應有泛文化方面的考量，切不可將國外的教材、教法或教育政策直接「平移」到台灣來，否則難免會發生「水土不服」的缺失。這回面對「一綱一本」與「一綱多本」之爭議，但願中央與地方教育主管單位都能揚棄本位主義，好好回到事實真相與理性思維來調整之。

移民署已正式掛牌成立，希望有提升新移民融入社會生活的功能，而非換湯不換藥的官署。

我於十年前再婚，太太是泰勞同事的表妹。當時我到泰國辦結婚手續最初都很順利愉快，直至赴台辦處面談時，面談官的心態及用語令我無法苟同跟不悅！

他審閱過我們結婚文件、證照後，問我：「你們怎麼認識的？」我答：「我的泰勞同事也就是她的表哥介紹撮合的。」想不到他口氣很不屑的說：「什麼哥哥？她們這裡的女孩對外人稱呼情人也叫做哥哥，你不要被騙了！」我敢怒不敢言，只因他手握生殺大權。

接著他看我們結婚照又說：「這些都是結婚儀式的照片，沒有公開宴客嘛！」我指著一些照片解釋這些就是宴客的照片，他又問：「請了幾桌？」我回答：「在當地我沒看過桌子，大家都用草席席地而座用手抓食。」他又說：「豈有此理，沒有桌子怎麼請客吃飯？」轉頭用泰語以凌厲的口吻問內人：「請客那些人？」內人以泰語回答：「請本村人。」接著他又轉向我說：「你太太說請家人，你說話不老實，你花三十六萬元找仲介公司來這裡結婚的對不對？我會讓你們過關的，可是你不要說假話嘛！」我氣得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類似我的情況大概不少，他們身為政府外交第一線人員，豈可以首都城市型態看待鄉村地區，況且言語辱及面談者！

學校有上百個志工，有一回我碰到其中一個，看她汗流浹背做辛苦差事，我走過去寒暄幾句，然後說：「辛苦啦！要不要我幫忙呢？」她搖搖手，笑容可掬的回答：「不用，不用，一點都不辛苦，是『幸福』啦。」

事後想一想也對，能為別人服務，表示我們有能力，也擁有健康的身體，的確是人生最「幸福」的美事，更何況助人為快樂之本呢。我每次看到她，她的臉上永遠堆滿笑容，嘴角也掛著「幸福」，讓人如沐春風。

當她們做完事情，常笑笑的跟我們打招呼，最後用閩南語說：「再見！再見！乎妳事業有發展。」

她們以歡喜心去做事，果真驗證了「有事做是幸福的」，也印證了「辛苦」才會變「幸福」的真理，話中不但有諧音之韻律，更有願力之美呢。

南、北有政治認同的差異，不奇怪，因為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確有重北輕南的事實；不同社會階層有認同差異，也不奇怪，因為確實有所謂「相對剝奪感」這種心理機制；教育程度不同有認同差異，也不奇怪，因為不同的眼界，產生不同的視角；父母省籍不同有認同差異，也不奇怪，畢竟「血濃於水」；甚至夫妻認同的差異，也不奇怪，因為畢竟來自兩個可能一切都很不一樣的家庭。

台灣政治上真正的悲劇，同時也是社會科學家難解的謎團，是：相同的成長環境、相同的教育背景、類似的社經地位的人，有南轅北轍的政治認同；而當這樣的認同衝突存在一切可觀察因素都一樣的兄弟姊妹一家人之間，尤其令人唏噓。

二日聯合報「相對論」關於黃偉哲、黃智賢作為同胞兄妹而分居政治光譜兩端的報導，戲劇性彰顯出這個悲劇、這個謎團，值得大家來探索：為什麼？怎麼辦？

政治價值的認同，也許被認為「不應該」是高位階的認同，因此，「不應該」影響到親情認同的位階。但是，「不應該」發生並不表示「不會」發生。從社會上許多為了政治議題而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的事，可見政治認同的差異即使沒有凌駕親情的認同，但確實已經足以衝撞親情的認同。而一個你應該愛、也願意愛的對象，卻因為政治上認同的差異而必須在同一屋簷下戰戰兢兢避免冒犯到對方的感受，難道不是一件不幸的事？而這種痛苦因為必須壓抑，只有進入心理分析的層次，才能瞭解其傷害的程度。

為什麼？科學的答案，多半是從可觀察的差異入手，但是，既然所有外在上的一切特徵都一樣，從這些特徵的差異來尋求答案，自然是徒勞無功。怎麼辦？認同差異的理解，剩下來的，就是從內心來探索；認同差異的拉近，也只能從傾聽對方內心的聲音開始。

在政論節目上，一方的政治人物拚命攻擊另一方的政治人物，其實是用錯了力量，因為在台灣基本上已經以大眾投票來取得政治職位的現在，這些政治人物其實只是反映他背後支持者的心聲罷了。只要有認同分裂的兩群人民，就會有認同分裂的兩組政治人物。再怎麼批評政治人物，都無法解決認同分裂。

解決認同分裂的第一步，就是「Touch your heart!」：停止指責對方，開始體貼問對方、傾聽對方要告訴你什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你會這樣看待這件事？」這樣的效果雖然慢，卻是台灣政治和解唯一的一條安全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