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沈珮君】 2007.03.02 03:09 am


「我已厭倦了憎恨」,這是電影「最後的蘇格蘭王」的一句關鍵話,一位黑人醫師用生命救了一位白人醫師,讓他逃出烏干達。

這次得到奧斯卡獎的電影,不少是對歷史悲劇的反思,除了「最後的蘇格蘭王」外,還有「竊聽風暴」、「來自硫磺島的信」,即使「黛妃與女皇」也是一種詮釋歷史,而這些歷史不過是幾年前或幾十年前的新聞。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個時代都會重新詮釋歷史,而如何詮釋也正好反映了那個時代。這些獲得奧斯卡肯定的電影,都以極人性的方式面對歷史傷痕,不會只是巧合。

這些電影和我們最有貼近性的應是「來自硫磺島的信」,日本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也是中國的侵略者,但,在電影中,日本軍人是慈愛的父親、想家的麵包師傅、心軟的憲兵、奧運馬術冠軍,他們作為「個人」,可親可愛,但,在日本軍國主義「集體意志」下,沒有「個人」,他們挖掘一條條既是作戰也是埋葬他們的壕溝。在戰後十年,埋藏洞穴裡的信一封封出土,「個人」的愛戀、恐懼才一一浮現,在美麗的音樂和海濤聲中,戰爭的創痛撞擊人心。

歷史,不能遺忘;教訓,尤須記取;但是,仇恨只會複製悲劇。

大陸一部新連續劇「大明王朝一五六六」正引起大陸知識界熱烈話題,這齣戲的編劇就是「雍正王朝」編劇劉和平,他面對各種讚譽,最喜歡的是歷史學家馮爾康論他的「厚道」兩字,「理解筆下每一個人和他所處的人生困境」,大陸媒體並分析,正是這些人性的成分,「不致使我們仇恨地把歷史罪責推卸給某個人了事」。

即使在一個萬惡時代,仍有音樂、戲劇,有善的渴慕和掙扎,有人與人的相濡以沫。也正因如此,再黑暗的歷史總仍能讓人看到光亮。

在「竊聽風暴」的結局,不是「去納粹化」的肅殺,而是「獻給好人的奏鳴曲」,這難道不是啟發?

【2007/03/0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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