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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8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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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7  中國時報
李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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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甘逸驊/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研究員(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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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3中國時報
紀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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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3  中國時報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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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2  中國時報 
胡晴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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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慶典,場外紅潮湧動,「阿扁下台」的聲浪驚天撼地。場內的陳水扁無動於衷,右手拿著王建民簽字的棒球,左手高舉王建民簽名的照片,堂而皇之扮演旅美球星最大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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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1  中國時報
中時小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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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胡顏/教(台北市)】
雙十節偕同友人參加「天下圍攻」的活動,看著四面八方不斷湧入的群眾,第一次感受到人民的力量是如此「莫之能禦」的撼動人心,特意站上分隔島的高處,我回頭看著望不盡尾端的滾滾人河,我激動得掉下淚珠,覺得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

圍攻開始,萬頭攢動的人群像乍醒的猛獅出柙,忽然間,一個可笑又可愛的問題閃過腦際,「如果我是陳水扁,我要怎麼走下去?」「如果我是施明德,我的下一步在哪裡?」

如果我是陳水扁,我不會讓自己走得這麼難堪。兌現自己之前的承諾:讓人民決定自己的去留,在全民公投罷免案的最後底線下,於國慶大典前將訊息通知國親陣營和倒扁總部,並在國慶大會上宣佈作為善意表示,換取國親取消在國慶點上「嗆聲」的鬧劇,以及倒扁總部縮小圍攻的範圍和時程,甚至「補」邀請施明德在內的倒扁幹部與會,讓國慶大典順利進行,讓治政爭議可以有各方都接受的退場機制。

當然聰明的阿扁如果能學習當年北市市長連任失利的機智,在國慶大典上做些感性的呼籲和抒發:「阿扁自信清白,但是為了國家的團結,我願意退讓;我個人可以等待司法的調查和判決,但是國家的未來不能空等虛耗,為了國家的未來前程,就算犧牲我個人,我願意」,相信這樣的致詞,勝過大聲呼籲「明年停辦國慶大典」、高聲疾呼「台灣萬歲」,身影更見優雅。

如果我是施明德,我會步步進逼,首先宣佈長期抗戰,從「天下圍攻」後,不達初步目的就不解散群眾,讓執政者感受到強大的壓力,並在改變戰略的同時,透過對話將訴求向社會說明,初步「愛與和平」因為受到執政者的漠視、輕視,倒扁運動已從法律問題進入政治問題的層級,為了逼迫執政者正視「人民的力量」、重視「人民的忿怒」、回應「人民的訴求」為止。從今開始,活動將改變作為,這是當權者逼迫的結果,期間所衍生的政治問題,一概由執政者承擔,除非「全民公投」實現,否則不離不退。

當然,我不是他們,他們也不會照著我的劇本演出,只是,我還是很想知道,這場政治大戲會怎樣演下去,結局又是會如何收場?

【2006/10/1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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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潮現象自99日湧入凱達格蘭大道,這幾日分支於不同地方,有讚賞,也有責備的聲音,評價分歧,其中不少人擔憂「分裂」是否再製的問題。2006920日聯合報一篇論壇文章,看得我心驚膽跳,內容的意涵概略陳述了「你倒扁,我就倒馬」的想法,這樣的說法我也曾經聽過某位朋友有如此論述,那時候也讓我感到不安,我問了她對於倒扁的原因為何?是否想像過呢?她似乎說不出所以然,認為倒扁就是迫使她投馬再倒馬,然而這股紅潮並非為了捍衛馬,而是將體制問題:「貪腐」點出來,並且對此感到不滿,與馬沒有絕對的干係。

        這樣的說法說穿了,遭到「二元對立」系統的蒙蔽。人類學家李維史佗對於「二元對立」系統有深刻的著墨,他進入原始部落,發現人類透過生/熟、男/女、自然/文化等方式進行定義與分類,後來發展出「結構主義」,但是這樣的說法仍有其不足,承接著這樣的發展脈絡,再發展出「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然而,這套分類方式仍舊出現於台灣的政治鬥爭常景,最常見的即是:「陳總統v.s.馬市長,倒扁=挺馬」,但是這股紅潮並非陷入如是抗爭場域,這樣的線性連結與絕對劃分,模糊了紅潮的訴求,目標很明顯,即是反對貪腐,所以沒有所謂的個人可以相對應於這樣的二元系統。

        文中提及「為何不遵守法律規定而走」,根據筆者於915遊行的田野觀察,這些參與的群眾並非不知道法治規範,而是這樣的規範,於這樣的情況下並無法直接請陳總統將貪腐與否的疑雲說清楚,這些走上街頭的人民,不單是居住於台北市,從捷運站出入口看到大批民眾使用單乘車票的情況來看,有不少民眾從中南部驅車北上,也有坐著輪椅、推著娃娃車到現場吶喊、表示自己的立場,在這之前,這些民眾難到全無給予陳總統時間嗎?這股紅潮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並非趙建銘有內線交易之虞後立即成型,而是一陣觀望與給予說明的機會之後,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說明,才於施明德出面再凝聚這股紅潮。

        「紅潮」是多義的代名詞,於其中的民眾,有的支持民進黨,有的支持台獨,有的政治立場不明確,有的生活困難;穿著背後印著「跳樓大拍賣」字樣的紅色衣服的人,還有人不會使用螢光棒,一樣都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現身,身分背景與政治認同都是多重意涵的,而非均質團體,所以本質上並非要與另一個個人或是團體產生二元抗爭,反抗個人的意念只是第一層次的展演,真正要抗爭的對象是體制,要擁護的不是馬英九,而是民主機制與清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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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紅色」會聯想到甚麼?紅色玫瑰?熱情?危險?共產黨?還是「倒扁」(反貪腐運動)?

        紅色衣服,於今年九月流行開來,不單是因為時尚而流行,同時還背載著「憤怒」的意義,象徵著要對於貪腐不見容的意念,不單是衣服,口號、靜坐等,也成為了「符碼」。

 

「符碼」(code)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所共享的意義系統,由符號和慣例規則共同組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慣例或是約定成俗之事,都是「符碼化」的結果。顏色成為符碼,就如同在凱格蘭大道上舞動的,甚至遠出到其他區域,信念在期間竄動,所以推著娃娃車的人、坐著輪椅出席的人、連路都走不穩的人、不會使用螢光棒的人、整路穿著雨衣的人,能夠同個時間出現在時大雨、分小雨的「圍城」現場,實質性的遊走在馬路上,象徵著圍攻了「總統府」,再進而構連為「阿扁下台」,情緒翻滾著,同著符碼翻滾著,繼續往前進。

        紅色可以被解讀為「危險」、「熱情」、「溫暖」,而今被解讀為「憤怒」;「紅色」為「符號具」(signifier),「憤怒」為「符號義」(signified),「紅色-憤怒」在美國語意哲學家Peirce的說法裡頭,瓦解了「意識型態」操弄的單一面向,這群人民走上街頭,本身就是操弄、依附著「意識型態」,是主體,同時也換置成為客體,應和著口號不表示失去自主性,也並非全然的「自主」,而是Gramsci所謂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繼續玩耍著。「符號具」本身沒有任何意義,頂多也只是現象,是因為「符號義」加註之後才顯得有其意涵,Barthes進一步的解析「符號義」,將其分為兩個層次:「明示義」(denotation)與「隱含義」(connotation),就如同紅色,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隱含義」,過馬路的時候,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過這樣的解讀並不等同於行動,因為不遵守此規則者,還是「繼續通行」,這也有城鄉差異以及車輛多寡的關係。

        但是,不管是Peirce或是Barthes巨細靡遺的分析並舉例「符號」背後的分析架構之後,卻還是比較著重於「符號」本身,卻沒有說出「共享」、「溝通」的模式,Eco提出了「符碼」的概念,符號義並非僵固不變的,每個行動者也並非同質性,因此對於行對的參與、選擇、詮釋以及意義是有其「歧異解讀」(aberrant decoding)的情況發生,指的是因為文化定義不同,造成譯碼與解碼的結果不同。所以「紅色」會因為不同時間、文化、場域而有不同的意涵。

過去(或許未來也有可能持續)有些政客一直囔著「意義型態」迫害,但是卻不曾察覺或是故意忽略自己本身也是操弄著意識型態佔有「政客」的位子,例如一直以「政治迫害」作為辯護律師,或是將「政治」明示與隱含為「衝突場域」或是早已經過時的「二元對立」手段,所以才會有人說出:「『倒扁』是中國的同路人」、「紅色代表著共產黨」,被賦予貶抑與有問題的標籤,等同於「不愛台灣」,「不愛台灣」也不等同於與「愛台灣」對立,並竟愛或不愛都是複雜的情緒,若要找到與這樣情緒相互對立,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台灣」是甚麼?是地理位置?是認同?還是我們自己的想像?「台灣」會不會剔除地球儀上的位置與定義之後,其實是不存在,大多存在於我們的符號系統當中,那「愛台灣」又是甚麼呢?某個層面來說,只是在消遣或是流離失所的時候,有個想像能夠依岸,或者是「區隔」、「貶抑」的技倆,若為如此,「愛台灣」是被某群人定義與歸類所壟斷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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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三,好,都到齊了,還有人沒有買悠遊卡嗎?」一個身著紅色衣服,帶著金屬框眼鏡的男子唱著名。

        「再兩張悠遊卡」聲音從我後頭傳來,我轉頭看著那群數人頭的人群。

        「先生,你的卡!」左後方的女士提醒分神注意那群人舉動的我。我拿了卡,放進咖啡色的皮夾,接觸感應區,近了捷運忠孝敦化站,順著樓梯往下走,身著紅色衣服的人點點顯現,抬頭看螢幕上顯示往台北車站的班次還有一分鐘到。地上的紅色燈閃爍,風感隨著閃爍光源隨身到,當班車停下來的時候,這才注意到
 

車廂的紅色衣服比外頭還多,警示聲音作響,跨進捷運班車,才發現我昨前方座位的人頭上榜著紅色布條,戴著米白色帽子。我後方的中年男性,戴著紅色的帽子,三角眉毛、紅色的背包、手裡拿了把紅黃相間的雨傘。

        右前方的欄杆有個穿著白色襯衫的男性,拿著疊「第二屆台北牛肉麵節」的紅褐色置底的文宣,與另一個被前方北一女學生遮住半身的留長頭髮的人聊天,北一女的學生與旁邊留著斜邊瀏海的建中學生聊天,男生嘴裡囔著不要,周圍的聲音紛雜,很難聽清楚前後內容。拿著紅底文宣的男性說:「這是政策問題,政府不做,我們自己來做。」

        十一點方向有個身著紅色衣服,推著嬰兒、留著學生頭的女性,七點方向的座位站起一個身著靚紅衣服的人,拉了拉那位女性,意示她入座。

        班車駛進台北車站。車內的我,看著車廂外紅色眾分,靛紅、深紅、橙紅、靚紅,有的人頭上圍著紅色螢光圈,還有急切趕著上車的人,上樓梯、下樓梯的人,我順著手扶梯,以著左方往前走,準備換淡水線到景美剪頭髮。我往首扶梯右手看去,有的背包上貼著本不是專設計在背包上的貼紙,貼紙上有倒著大拇指的手佔去圓形貼紙的七成,立於中央。

        「淡水線往右邊!」倚靠牆邊的警衛喊著、拿著廣播器的服務員唱著,前頭的人慢了下來,我也緩下來,後來不得不停下來,搭乘淡水線的人實在太多,我索性慾搭公車到景美。

        走在館前路,後頭有許多綁著紅布帶的人群,前頭聽到振耳的口號。我走到開封街搭251公車,候了兩分鐘,沒有公車入站,索性就往人群走去。沿著館前路走到公園路,紅色是眾樹,有的人穿白色襯衫、紫色套裝、學生制服,口號隨著我走到的地方不同而有所更動,有時持中文,那時持台語。

        公園路旁有的人就站在遊行隊伍外圍,有的那聲呼喊口號,有的自己喊著不同於其他人頻率的口號,有的拿著電話與那端的人確定所在位子,有的人在隊伍裡頭尖叫,有的人坐著輪椅,有的人推著嬰兒車,有的自己走著,有的拉著旁邊的人一起走,我逆著隊伍的方向,本想走到臺大醫院捷運站入站到景美,但是捷運站外頭溢滿了人,站口與臺大醫院舊院區一帶都是人,我轉進常德街,有群人喊著:「維護憲法,支持秀蓮!」

        「這要怎麼用?」中年男子問旁邊的女性,我接過紅色螢光棒,折了折,中間亮了,我再告訴他們折了就能用了。

        再往前走,放棄臺大醫院站入站的機會,寄望中正紀念堂站的入口能讓我不需要穿越人牆,輕鬆進入捷運站,現在時間是晚上七點,距離從敦化站入站的時間已經度了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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