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揚旗抗議《生育保健法》修正草案，除了提到「女性主體性」以及「政府國家合法性所應付的責任」，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即是：「不具性別意識」與「缺乏多角的專業評估」的諮商過程。我們借鏡國外諮商的經驗，像是瑞典是在婦女懷孕十八周、新加坡是懷孕十六周以後去諮商，這些諮商是不設有道德導向，而是中立諮商，不能影響婦女做決定，這也就是為甚麼某些NGO認為此修正草案萬萬不行，就是擔心這樣先入為主的諮商過程。
「是啊！」
「那小妹妹怎麼辦？」
「就躲在我的雨衣啊，妳一定還沒有當過媽媽吧？」
「我是媽媽，只是女兒還沒有那麼大」
首先，教育部並非「全面」禁止校園舉辦「選美比賽」，而是需要經過學校的「性別別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會都尚未開始審理，就被歸類為「反對選美」，這樣的假想認為委員會的成員是均質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像是慈濟大學的性別委員會有教授、行政人員與學生共同組成，有各個不同層面與位置的發聲機會，並非全然的反對「選美」。
第二，「將女性物化」的說法有其歷史脈絡，主要的意涵是指將女性當作物品看待或是與象徵為物品。前者我們可以從媒體看到，鏡頭所呈現的女性多為局部呈現，最多呈現的是女性的胸部或是臀部，這是為甚麼？因為攝影師幾乎都為異性戀男性，女性在媒體上幾乎都是像物品一樣被切割，而不像媒體再現男性影像的「全人」呈現；後者的現象，只要到資訊展或是汽車展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為甚麼被「看」的都是女性？被「評比」的都是女性？這些是某些女性主義陣營所詬病「選美」之處，與〈不選美就能兩性平等？〉一文所指的「物化」顯然是有所差距。
這些分析與觀點之架構主要是從「運動社會學」（sociology of sport）的觀點與視野而來，因而接著想就「運動社會學」的概念、定義、內容、方向與目前國內外研究的重點進行概述。理解文化與結構是什麼，只是個開端而已，我們接著必須了解它們如何以彼此相關的方式型塑社會生活，以及參與其中（Allan G. Johnson，2001：112），因此筆者先從「結構」層面著手探討，再而探討「個人-結構」間（中）之關係。
一般對於運動相關的批判比較少見，因為社會文化中有關「運動是有益的」信仰已經十分普及：運動是用來做的，不是用來用說的（盂峻瑋，2005：7）。此一信仰主張運動對個人而言有助於性格和修養的形塑、富教育意義、能增進身心健康並發展出競爭性，為將來人生的競爭預作準備等，對國家社會而言則有助於愛國情操的培養、社會控制等（Nixon，1996）。
根據《社會學辭典》（1999：652）對於「運動社會學」之定義，其中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運動與社會化彼此的關係，此外，許多國內外學者也提出並討論此議題。社會化一般是指：是社會性的自我發展般，以個人經由和他人互動之行為，把價值規範內面化，使之發展在社會或團體中，適當行為型態為過程的社會化，也可以說是社會人形成的過程（王宗吉，1992：87）。社會化是經由社會、團體、家庭、重要他人，內化或是因應他人的期待，終其一生不斷地進行著，也可以說是持續學習的過程[1]，與他人進行互動的同時學習到於社會性，以符合社會之期待，然而，社會化並非固定不變的，像是經過「再社會化」與「去社會化」的過程，可以再型塑對於社會性的認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化」可以幫助個人形成「適應社會的技巧」，此同時也會形塑「刻板印象」，如「性別刻板印象」即是。
社會化的過程由許多不同的價值體系相互形塑，體育運動的參與過程也不例外。王宗吉（1992）認為運動文化乃是由構成運動的運動觀、運動的行動樣式和運動的物質事物所形成的體系，而個人對運動文化的學習認知，是透過與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吸收文化中的知識、價值與規範，逐漸適應社會環境，此即為運動社會化的過程。
運動社會化可分為兩種，一是經由參與運動的社會化；一是社會化導入運動。前者的說法指出，經由參與運動（sports）的過程中，會因為想要符合運動中所被期待的角色，因此造成社會化的效果，像是籃球比賽要求運動員要勇猛、奪球、反應靈敏，這些都會影響著運動員於社會角色扮演，後者則是經過社會文化所期待的觀點詮釋、再現運動，像是媒體再現與運動的社會價值都是屬於此類項，也是李慈梅（1993）、王俊杰（1993）與吳奕賢（1993）分別對於報紙、電影與漫畫中如何再現「運動世界」之社會價值與性別角色所討論的基礎，這些媒介所再現的運動樣貌是：男性為主、注重競賽成績、暴力是在所難免等想像。
Nixon（1996）更進一步指出：如果運動有促進社會化之作用，那麼最明顯的影響便表現在性別認知發展上。無獨有偶地，Messner（1992：16）也指出：現代運動是一種由男性所建構的性別機制，用以強化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力量，運動被視為男性的世界、具有霸權式男性氣概，被定義為競爭、控制、攻擊、力量、技巧，男孩在運動中將極度性別歧視的男性化概念加以內化。
Fine（1987）的研究更深的探究男性氣概與運動參與的關係，而提到「男孩接受到狹隘單一的男性氣概定義，歧視女性與容易且擅長表達情感的男性，隨著男孩年齡增長，他們的性別歧視態度，成為運動隊伍裡男性之間共同聯繫的來源，這卻是有限、制約性的。」Dunning(1986)針對英式橄欖球進行研究，研究中提到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許多的男孩，包括運動員與運動迷，都受到鼓勵，將男性特質定義為競爭、暴力、優越、勝利、地位與性傾略，在極度男性化的運動環境之中，男性運動員得到最可怕的批評莫過於「與女性畫上等號」[2]（引自Messner，1992）
年初一晚上，外婆特別叮嚀出二要早起，因為要到舅公家作客，這是我有記憶以來，每年年初二「外婆回年家」的模式。 初二一早，外婆開始準備晚上阿姨們回娘家的菜餚，外公仍舊是坐搖椅上，在四十吋平面電漿電視前打瞌睡。記憶當中，每年外婆過年都得忙進忙出，像是自己做蘿蔔糕、發糕、年糕，還有我一直弄不清楚的個種拜拜，拜的對象不同、時間不同，要準備的供品也不同，這對我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專業」，外婆與二舅媽每年過年從早到就寢在客廳、廚房、神堂來回穿梭，我眼花撩亂、不知所措，只好等著她們發號司令，端菜、燒金、貼春聯、放鞭炮、搬桌椅等小雜事。 約略中午，因為外公驅步緩慢，我先陪同他走到舅公與舅婆家。路上外公停停走走，因為他住在這帶至少有半輩子，左右鄰居都認識他，他一出門，鄰居都會跟他打招呼、問他要去哪，沿路走，他就這樣沿路打招呼，順便與鄰居介紹我，心想：外婆要我們先出發是有原因的。經過一家茶具行門口，他同我說這家茶具行的兒子去年出車禍，兩個都往生了，他嘆口氣說：「只剩下媳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