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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即將結束，此時又是一個想想過去，望望未來的時節。但是，接二連三的統計數據公布與新聞報導，不禁讓人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內政部統計顯示，過去六年來，國內低收入戶戶數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六點五三的速度持續增加。主計處最新調查顯示，去年有百分之八十一點六的企業沒有調薪，而據官員指出今年的實際經常性薪資和平均薪資可能會是雙雙負成長。

對於前述荷包縮水和貧窮增加的現象，首先想到的是基層勞工的日子怎麼過？緊接著再想到基本工資為什麼不調？

我國的基本工資自八十六年以來都是一五八四○元，至今十年未調，但是同一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點三三，消費者物價指數共計上漲百分之七點四四；如果再觀察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九十年至九十四年五年來已上升百分之二十七點九一，至於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九十年至九十四年五年內卻下降了百分之十七點一。

前面的數字可以知道台灣基層勞工在物價持續上漲，而基本工資十年不調的情況下，生活卻是愈來愈苦了。

基本工資是一個勞動條件和勞工福利重要的計算基準，很多企業就以一五八四○元作為底薪和投保勞健保的標準，這已是業界公認的事實；而為數眾多的工讀生和部份工時者時薪的計算，外包和派遣勞工薪資的決定也都是以基本工資作為計價的基準；此外，三十二萬名外籍勞工的聘用也會依據基本工資的額度議約。

這些基層勞工總數至少百萬以上，十年來就因為基本工資長年未作調整而損失慘重，相對的企業的成本自然降低，而獲利空間也相對的增加。

基本工資十年未調升也顯現出勞工委員會的行政怠惰，「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早已訂定，就以九十五年為例，如果依照過去的調整方式，基本工資至少應該調整為一六五八○元，增加七四○元。

國際勞工組織今年八月間在南韓召開第十四屆亞太區域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如何為亞太勞工維持一個合宜或像樣的工作。目前台灣勞動市場的薪資結構已有兩極化的趨勢，技術、白領或知識勞工的薪水普遍較高，但另一方面無（低）技術、服務業或藍領勞工的薪水則普遍較低。另一方面，政府又有意的放寬非典型僱用型態，派遣、外包、短期或臨時僱用勞工人數持續增加，而這些勞動者大都屬於後者低薪的一群。

一五八四○元基本工資已趨近貧窮線了，必須立即調整，台灣在諸多項目上節節敗退之際，絕不能讓基層勞工連個起碼像樣的基本工資都沒有。

立法院十一日進行生育保健法的公聽會，此次公聽會最大的爭議點即在於：婦女實行人工流產是否應有「強制諮商」與「強制思考期」。

調查顯示有八成以上婦女，要的是婦產科醫師諮詢，而非諮商。我們認為，婦女自己如果覺得需要，當然可以在墮胎前尋求中立的心理諮商服務，但沒有人有權力「強迫」婦女接受諮商。國家不應強制婦女接受「以保留胎兒為目的」的任何「假諮商」。

心理諮商應是中立的，以個案為中心，如果有預設立場，意圖改變婦女的選擇或施予壓力，就違反了諮商倫理。而從實際面來看，台灣目前合格之諮商心理師人數不到一千人，除城鄉差異外，能否及時提供也是問題。

事實上，大部分婦女從知道懷孕到實際求醫，已經過至少八天以上思考時間，且當中也與家人、朋友，甚至專家們不斷反覆討論商量，所謂「衝動型」婦女不過是極少數。國家介入要「強制」婦女重新思考的規範，除了明顯歧視婦女做決定的能力之外，同時也否定了在婦女背後支持她的家人。從實際面來看，對許多弱勢或偏遠地區的婦女而言，強制思考期所造成的不便及對生計的影響，則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筆者認為，國家有義務提供並協助民眾獲得充分資訊，而這些資訊必須是完整、精確、易被了解，讓婦女可依據自身生活條件、身心狀況、價值觀等因素，以及在沒有批評性壓力下作決定，而不是用「強制諮商」以及「強制思考期」的規定來限制女性。

南港李家一家五口，三個月間，先後跳河自殺，震驚社會，這悲劇到底怎麼回事？極端的個案，絕不會是偶然，相反地，卻往往是各種條件匯聚的不幸結果。父母帶著年幼子女自殺的不幸事件時有所聞，但父母與子女都是成年人，卻結伴自殺，顯示這一家人覺得自己活得有多辛苦，對人世有多絕望！

除了健康因素，經濟因素是造成自殺的主要原因，而債務和失業則又是造成經濟困境的原因。李家長期失業，六口成人怎麼過日子，實在難以想像。失業的結果是沒有自己的房子，連個像樣的房子都租不起。放眼當今，台北市竟還有這樣的家庭，全家六口擠在幾坪大的空間裡，如果不是這起自殺事件讓大家注意到，恐怕還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吧。

台北市的房子越來越貴，裝潢越來越豪華，但越貴的房子越好賣，可那是有錢人的遊戲。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當然一切就都沒得談。若加上債務，更會讓人喘不過氣來。然而，怎麼會連一個工都找不到呢？可見景氣有多壞了。如果這個家庭成年人都能餬口，情況應該不至於這麼慘，事實卻是，他們都沒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可以一直找、一直找，但不斷碰釘子的挫折感，會逼人走向絕望，尋死的意念若缺乏協助，悲劇就難避免。

這類家庭，絕對屬於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卻眼睜睜坐視他們一家人連續兩次跳河尋死。沒錯，社工人員是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李家門口站崗，但既然是已經自殺過一次的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難道不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去關注，或讓社會資源協助他們擺脫困境嗎？至少要讓他們感覺不是孤單無助，不是沒人關心他們的。

李家五口的精神狀態如何，不得而知。五口跳河自殺的舉動，究竟是走投無路的無奈選擇，還是向這個社會最沈重的抗議，也很難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起悲劇絕對是台灣當前經濟不景氣，加上社福體系缺乏積極主動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社福體系的負擔加重，但資源會更有限，我們能理解。可是越是關鍵時刻，不也正是社福體系發揮功能，挑起責任的關鍵考驗嗎！

最近發生一家六口五人跳河的慘劇，社會局指那家人工作意願不高，而小孩的姑姑說並非如此，小孩在兩個地方工作都發生雇主不付應得薪資的情事。關於輔導機構的麻木不仁，個人有切身經歷。

個人雙耳聽力全失，惟具專業能力，擔任某廣告公司高階主管十年，五年前因老闆移民而辭職，又因受信任友人欺騙，失去所居房地。之後求職路嘗盡艱辛。

聽障人士可至就業有關的協會求職，便透過勞工局所屬某協會，請求媒合職務。協會就業服務員，不斷以洗腦方式告知本人，不要「肖想」以前高階主管職務；他說，聽障者，在聽人世界找主管工作幾無可能，不如尋求店員等低階工作。個人雖疑惑為何專業人才很難媒合，但也願從頭做起，讓雇主能有機會認識我的能力，便不求高階職務，由他安排。

不料一連串媒合的都是極惡劣的雇主。有雇主說好要進用又突然反悔，有雇主積欠半數薪資不付，最惡劣的是一家文教的雇主，工作期間不給任何相關工作的設備與耗材，還時常挖苦說：「你不是創意很強，就發揮創意變出來啊！」

該協會就業服務員潑冷水在先，聞知那些雇主惡劣行徑，不但不上報處理，反指責我：「一定是你哪裡做不好」。等我提出相關證據，他才無言以對。而雇主違反勞基法部份，就服員卻一再曲意迴護。

經過三年工作不順，終於領悟「求人不如求已」的道理，跳過該協會，廣發求職信，多次面試後，有兩家公司強力請我前往就職，於是選地緣相近的公司，三個月後便因實力堅強，升任創意總監，一年後，公司也成為業內第一的公司。該協會就業服務員，竟然跑來請求把我找的工作，業績算在他們協會上，偽稱是他所媒合成功，好上報勞工局，不由一陣透骨心寒。因本人個性寬厚，最後還是答應所請。

回顧以往，這三年中個人也有多次三餐不繼且無人援手，瀕臨自殺邊緣。協會與就業服務員沒有提供任何實質幫助，該員得知我有輕生念頭，也無任何協助，大有「愛莫能助」的意味。

任何新聞表象，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實社會不是這樣二分法，人們對當權者異常寬大，對弱勢又極為殘忍，許多援助不是太遲就是太過頭。公家機構面對全家六口五人跳河後，還依然推諉責任，自稱經常電話查訪，如同那位沒有實質作為的就業服務員。

我今日有幸不死，更上事業高峰，能感謝的對象竟然只有自己，而自己就靠這一股不認輸的怒氣，在沒有任何支援中撐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