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陳文芬報導】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至今，頒贈過一百多位桂冠得主，世人卻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怎麼選出來的？」疑問多多，為什麼一會兒授獎給通俗文學作家高爾斯華綏與賽珍珠，一會兒又執意給求新者艾略特和福克納，接著又是那些「鮮為人知」的大師帕斯和米華殊？托爾斯泰與哈代為什麼不能得獎？亞洲的獲獎者這麼少？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知名比較文學專家謝爾‧埃斯普馬克首開先例使用瑞典學院及諾貝爾評選委員會檔案館的豐富資料，出書解開幕後評選秘辛。（編者）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至今，頒贈過一百多位桂冠得主，世人卻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怎麼選出來的？」疑問多多，為什麼一會兒授獎給通俗文學作家高爾斯華綏與賽珍珠，一會兒又執意給求新者艾略特和福克納，接著又是那些「鮮為人知」的大師帕斯和米華殊？托爾斯泰與哈代為什麼不能得獎？亞洲的獲獎者這麼少？問號多著了。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這種質疑現象絕無僅有。
索因卡與高行健獲獎，標誌著新的全球化傾向
問題的答案在瑞典學院的檔案裡，已封存五十年。主要是每年做出決定前委員會送給瑞典學院的報告，也有圈外可信賴的人寫的推薦報告、院士之間往來的書信與回憶錄等等。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知名比較文學專家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2001年曾來台參加台北國際詩歌節，以下簡稱謝爾）為了回答這樣的疑問，也對諾獎的政治獨立性做解說，首開先例使用瑞典學院及諾貝爾評選委員會檔案館的豐富資料，寫成《諾貝爾文學獎──決定背後的原則與評論》。1986年瑞典語出版後，有法、德、英各種語文譯本相繼問世；1996年大陸還有中文版，由謝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學生李之義翻譯。
這部書出版後解開諸多疑惑，2002年出版增訂版，比第一版豐富許多，這與又有十五年資料解密有很大的關係。1986年以後文學獎歷史上一個新的重要時期凸顯出來──作家索因卡與高行健的獲獎標誌著一種新的全球化傾向。增訂版成為一本新書，對老版本大改寫，也是一種延伸。
但華文讀者目前無緣窺看新書全貌，謝爾寫到高行健的章節對中共當局批評諾獎評委會有所回應，大陸出版社只好說抱歉：中國不能出版這本書！如今試圖在華文自由地區尋找出書的機會。
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就是不停解釋諾貝爾含混不清的遺囑
謝爾說明寫作這本書的難度，五十年內檔案的保密制度，他可以瀏覽全部內容，但不能直接引用建議、報告、信件和討論情況，也就是說，一切都可以看，但要守口如瓶。事實上，有些報告重要內容出現在獲獎人的頌辭、某些報紙或答記者問，也有打上保密印記的信件落入公共圖書館，還有院士在通信中忽然說出自己對某些候選人的觀點。總之，謝爾很清楚外人常常拿著自己的疑問，選取自己正巧需要的材料，來解釋誰為什麼得獎或不得獎。他不白費力氣，清楚而精巧地替文學獎百年史勾勒出粗線條，中心議題是授獎背後遵循的原則和評價的標準，以及瑞典學院執行諾貝爾遺囑過程中使用尺度的特徵。
謝爾指出，國際上對文學獎的批評，往往將瑞典學院過去的表現視為一體，忽略了不同時期，學院的評審標準與視野有所差異，甚至忽略學院本身也不斷革新。
整個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說起來就是不停解釋諾貝爾含混不清的遺囑：「獎勵『創作了具有理想主義最優秀作品的人』。」這裡的「理想主義」是什麼意思？諾貝爾一開始似乎是寫「理想化的」、「思想理想化的」，可能是考慮到昇華的概念與美學特徵，改了形容詞。前任常務秘書思杜‧阿連曾考據這個問題，研究與諾貝爾同一時代的劇作家斯特林堡如何使用這個形容詞，得出結論：遺囑人的意思是「富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即在有理想的特定範疇裡，獲獎者一定要對人類做出「最大貢獻」。遺囑其他規定就好解釋得多，就是它的國際性：「文學獎授予不強調民族的歸屬，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人。」
俄國大師托爾斯泰對國家與《聖經》的批評讓他與獎錯身
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時期是1901到1912年，是所謂「維爾森時代」，標誌高尚純潔的理想。維爾森任常務秘書多年，嚴格把關院士人選。文學獎的第一個十年從「遺囑似乎要求純潔的理想」觀點出發，高舉保守旗幟，頭號候選人左拉以其自然主義批評社會的現代文學遭拒，1901年由法國作家普魯東獲獎。俄國大師托爾斯泰獲提名以後，評委會報告：托氏在世界文學占有重要地位，《安娜‧卡列妮娜》獲評為「是一部充滿深刻倫理觀作品」，帶有「道德憤慨」的《復活》也屬傑作，但是「有可怕的自然主義描寫」的《黑暗的勢力》與「消極禁欲主義」的《克萊采奏鳴曲》使他一落千丈。最後他對國家與《聖經》的批評讓他被抹黑，1902年獎給了《羅馬史》歷史學家蒙森。
謝爾認為這一時期謎題未解的是英語文學領域裡，哈代與亨利‧詹姆斯為何被拒？評委會對哈代作品最後的判決是：刻薄的宿命論與「很少對上帝懷有敬意」；詹姆斯則是「缺乏緊湊」、《仕女圖》只見「細節拖得繁瑣的心理分析」。院士舍克與維爾森發生爭執時說了真話：「瑞典學院對遺囑『理想』一詞解釋極為片面，以此為理由，將世界文學大批巨著拒於門外。」
把獎頒給水平一般、流傳廣泛的作品 更引人注目
維爾森死後，瑞典學院有了新局面，1913年一下子把諾獎衝出歐洲疆界，授獎予印度詩哲泰戈爾，能直接閱讀孟加拉文的東方專家泰格納（E. Tegner）扮演關鍵角色。1920年代哈代又重新被討論，最後出線的是詩人葉慈。法朗士、葉慈、蕭伯納以及托瑪斯‧曼獲獎後，瑞典學院顯露自己有能力評選西方世界重要作家，改用「富有理想主義」概念來做寬厚的解釋擺脫過去的束縛，但還是沒辦法全面面對活力充沛的時代創作。像托瑪斯‧曼獲獎頌詞寫的是因創作偉大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1929年的報告根本沒有《魔山》；也就是說托瑪斯‧曼得獎了，但評審對他最重要作品採取否定出局的態度。
1930年代有許多漂亮的文學革新者如皮蘭德婁與尤金‧奧尼爾獲獎，但都不如把獎金給了水平一般、流傳廣泛的作品來得引人注目，像是劉易士、高爾斯華綏以及賽珍珠，三者的特色是他們都有廣泛的讀者。1938年賽珍珠獲獎是斯文‧赫定等三位院士提名，獲獎理由是「對中國農民生活做了豐富而準確的描寫以及自傳體傑作」。
謝爾認為不應該責怪賽珍珠後期的作品不如先前，但仔細追溯評委會當時意見分歧，九月八日只有一票給賽珍珠，九月十九日多半持保留態度，幾個星期後全面扭轉。名單公布後報紙挖苦得很厲害：看著吧，將來一定會發給那些更暢銷的作家。謝爾寫到：「事情雖不到這般地步，但是同年瑞典學院正慎重其事地討論起《飄》的作者……」在這種氣氛下，皮蘭德婁的獲獎如何能與暢銷書作家同時代產生，謝爾的理解是他有一種「明快」，在「公眾要能理解」居主導地位的標準下脫穎而出。
「爭議人物」紀德獲獎 仰仗常務秘書厄斯特林的機智
1946年起瑞典學院的評選觀點與戰前產生全然的決裂。常務秘書厄斯特林時代對艾略特、赫塞等文學開拓者都抱以支持；1947年紀德以一位「爭議人物」被討論時，厄斯特林巧妙提醒人們注意盧梭式的傳統「對真理的熱愛」，還補充說給紀德諾貝爾獎「將是一種大膽但公正的舉動──沒必要將此舉視為贊同他所有的作品」，顯然紀德出線的理由之一是仰仗了厄斯特林的機智。
1950年獲獎人福克納對後世敘事技巧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法國新小說與拉美魔幻寫實小說，寫專業報告的赫爾斯特羅姆頗費苦心，針對他最晦澀的小說《押沙龍，押沙龍》分析最為感人，完全沉浸在為其辯解：「只有天才才有這類失誤！」他把福克納的風光描寫與瑞典籍諾獎得主拉格洛夫《騎鵝旅行記》對韋姆蘭的風光描寫做比較，把他的傑佛遜鎮與貝里曼的瓦德切平市比較，用這兩位瑞典作家來說明福克納是「既是浪漫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獲獎的頌詞中，福克納還變成了「除了喬伊斯，甚至高於他──我們這個世紀中小說藝術的最偉大實驗者」（喬伊斯在他的時代根本沒有人推薦他得到提名，從艾略特得獎開始，頌詞對已故大師喬伊斯表達讚美）。在謝爾的評價當中，可與福克納獲獎並提的美事是1999年給葛拉斯。
1970年代以後，評審將目光注視特定語言的先驅者
1970年代以後有一個新方向，人們對偉大創新者的重視還轉向另一種抱負，從「功能」與「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評審將目光注視特定語言的先驅者。新政策的醞釀可從1968年川端康成獲獎說起，四位國際專家歷時七年完成推薦，說明了評審非歐洲語種的困難度。新的方向仍在執行諾貝爾遺囑「不管是否為斯堪地那維亞人」。這種看法在70年代初期形成，付諸行動是在1978年以後。文學巨匠愛利提斯、卡內提、塞佛特獲獎後，詩的地位也在諾獎凸顯出來。1990到1996年詩人受到推崇，七位獲獎者有四位過去鮮為人知：帕斯、沃克特、悉尼與辛波絲卡。
1984年常務秘書居礽斯天受德國媒體訪問明確說：「我們盡量使獲獎者遍布全球。」隨後華裔文學教授黃祖諭在《哥德堡郵報》批評諾獎的歐洲語言中心觀點，他指出所謂的稀有語種如中文，實則有十一億人口使用，他也建議，一旦學院下定決心給某一位稀有語種的優秀作家就抽空讀他們的翻譯作品，再通過各國專家意見找尋合適的候選人。居礽斯天毫無保留承認了對於亞非文學採取的不公平做法，也指出克服此一問題的困難度。
隨後幾年的獲獎者如索因卡、帕斯、馬富茲、沃克特、大江健三郎和高行健勾勒這種走向。往後的院士入選班子也朝分布全球化的抱負而布局。語言領域的革新觀點上，謝爾以高行健頌詞強調：「他採用一種使現代西方與傳統的中國流派更加豐富的方式，從而使兩者鎔鑄成新的潮流。」
【2006/10/17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