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6.11.17
邱天助

    前日幾位立委在立法院輪番砲轟,指責國科會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補助學者做太多中國議題研究,完全不重視台灣本土,並且以「鳥蛋」類比。這場質詢秀雖然粗暴,卻如實的呈現台灣人文社會學術發展的荒謬。學術場域之所以能獨立於政治、經濟場域,在於掌握了自設標準和合法性的能力,如今連學術研究都陷入意識形態的漩渦,令人慨歎。

    其實,台灣人文社會學術的發展一直處於困境之中。近年來,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政府把學術生產的數量併入國家競爭力的評量指標,知識的生產被賦予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使命。透過國科會研究補助、「卓越計畫」、「世界一百大」、「五年五百億」、大學評鑑等策略、手段和誘餌,急欲增加台灣學術的生產數量,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雖然台灣學術論文在世界排名每況愈下,但是,原本獨立自由的人文社會學者已被收編在國家生產的體制下,淪為執行國家意志的重要工具。

    目前台灣的學術環境,知識生產正處於一個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知識生產並不是自主性知識活動的結果,而是或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劃(例如國際化、SSCI化、「本土化」),或以國家發展的邏輯為原則(例如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規範性」知識生產機器的生產和再生產。

 

    由於大學急遽增加,大學教師人數快速膨脹,環繞在他們身上的不再是傳統作家或教授的魅力光環,大學教師越來越傾向小生產者,致力於開拓他們自己獨立的學術資本。在缺乏足夠的社會聲望下,大學教師也越來越像國家的高級公務員,逐漸養成「奉公守法」的生存心態,對政治權威有著類似公務員的絕對忠誠。在國家的「計畫性知識」的規劃下,大學教師逐漸變成學術生產線的小包工,成為國家競爭力生產大隊的一員。在生存的壓力下,他們必須定期發表學術論文或向國家(例如國科會)標購研究計畫,累積自己的生產績效。因此,「如何讓期刊接受你的論文」、「如何通過國科會的審查」變成大學教師的生存技巧。

    今日的大學教授已離知識分子位置,變成一種具有自己一套的特殊方法論、生產工具的專業人員,而與批判定義和流行社會的傳統關係劃清界線。這對原本具有「抽離」和批判性格的人文社會學者產生嚴重的學術扞格,也陷入生命的弔詭和生存的困境。

    對台灣大學教師而言,尤其以人文社會學者自居者,為了避免淪為製造論文的機器,使學術工作與生命價值產生疏離效果,他們唯一的「救贖」是用身體的實踐而非口語文字的論辯。人文社會學者必須拋開合法學術制度委託和權力賦與,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層級」,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參加戰鬥的行列。

    首先,人文社會學者應先以解構國內SSCI化、TSSCI化的層級性為目標,讓台灣學術期刊多元性的存在。由於當今論文發表評分依據期刊分級,導致少數期刊獨占學術市場,多數期刊在乏人問津的情況下搖搖欲墜,期刊幾乎變成學術場域的殺戮戰場。可以預料的,將來我們很難看到百家爭鳴的學術熱潮,在此情況下,孔恩(Thomas Kuhn)所謂科學革命的「典範轉移」幾乎已不太可能,更多的是某種典範的自我繁衍、再製。

    其次,當前的學術研究雖然受到自由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影響,但學術生產卻往往未能轉換成商品消費。因為,以期刊為主的學術生產,並不是直接由顧客(社會)的市場購買行為來檢驗,除了國家的干預主導之外,主要是由學術社群自訂標準、決定良窳,即所謂的同儕審查機制。所謂學術活動只是學術工作圈內人的「自我消費」、「自high」或「學術轟趴」罷了,很難達成知識傳播的功能。與其夾縫中求生存,倒不如讓自己的學術生產,直接面對廣大的社會大眾,以專書或網路書寫的方式,取得更大的回響。

    最後,人文社會學者若以學術自主性出發,面對SSCI化的評鑑制度,何不以陽奉陰違的策略,在任何學術評等裡,如大學評鑑、教師升等或獎勵,以共識或默契的方式,採取非SSCI化的評審概念,打破量化的迷思,讓真正有品質的學術生產獲得應有的回饋,這才是真正釜底抽薪的辦法。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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