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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意外，章詒和的書「又」被禁了。繼《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之後，章的第三本著作《伶人往事》在日前遭到中國出版總署的查禁，理由居然是「因人廢書」，這也就是說，不論內容，不管有沒有觸犯法律與道德風俗，僅因為這本書是你寫的，很抱歉，就是不能出版。

    對這三本書野蠻查禁的結果，反倒是捧紅章詒和在華人文化社群中的知名度。其實章的著作在當今華人的閱讀界中理當並不討喜：厚重的文字、白先勇式的懷舊抒情，對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的遙想，也許只有學術界與文化界人士才會認真閱讀與考究關注；而現在，愚昧的查禁，讓書衣上徒增了似乎神聖而近乎悲壯的行銷文字，注定是一場失敗。

    企圖以國家政治之力封殺與對抗歷史文化的論述，也點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壓迫之下的兩條出路。

    第一條出路就是依附權勢、政學合作。綜觀當今中國學術文化知識界，在政治上可以以現今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為例；在經濟學界可以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為例。俞可平與林毅夫兩人的共同點除了學問備受中外學術界肯定之外，他們都依附體制而生，作為中國主要領導人的政策智囊，他們想法務實卻又穩健保守，其理論與研究必須要為當權的施政找到歷史上或是比較研究上的合法說辭，他們無法超越開創，但是可符合政治上要求，安全、聽話。與體制共生的結果，帶來了職務上的名望與物質生活上的保障，他們以一種自認為理性與愛國的方式在建制中立足與生存。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二條出路，就是反抗與流離。上述的章詒和、撰寫《現代化的陷阱》的何清漣、前北大新聞系教授焦國標、著名哲學家李澤厚等都是適例。章詒和以文字得罪當道固不待言，何清漣點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危機，諸如貪污、分配不公、媒體控制等危機與弊病同樣遭到當局的排斥與驅逐；焦國標在《討伐中宣部》之後，作為中國頂尖大學的北大並沒有選擇服膺知識與良知而保護他，反而屈從於政治的壓力迫其離開；李澤厚在日前更因為被藉口「不符合政治標準」，而落選中國社科院院士。在當代中國，政治標準的要求更勝於學術標準，所以產生「官大學問大」的歷史弊病，歷來卸任大官，如朱鎔基、錢其琛、龍永圖、張銘清等人，都能直接空降至重點高校擔任重要職務，我們卻看不到中國主流知識界對此有明顯地批評與檢討。

    政學合作與反抗流離，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兩條出路，前者帶來安全與舒適，是九十年代來中國政治、學術與資本三者合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既穩定政局，卻也可能拖延了解決重要問題的時間與機遇；而後者，則注定必須忍受打壓與莫須有的污衊，但是卻也意外地以邊緣的位置繼續奮鬥；而遊走於兩條出路之間的知識分子，其實可能更不安全，他們的生存範圍並沒有因為寄求「客觀、中立」而擴大。

    或許在今日以發展與穩定為主軸，並合理化一切的中國，要求一絲自由的聲音與良知的反省都不啻是緣木求魚；然而章詒和的《伶人往事》被禁，在台灣知識文化界看來，只會增加對沒有自信面對歷史的中國政府的厭惡與拒斥。

    （作者為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