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躍根 2005年12月5日 10:03 《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摘 要] 作者在文中使用公/ 私二分法作為概念工具, 分析西方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和公民權的性別化, 指出“公民權”的性別取向導致了社會不平等。因此, 在實踐中注重“增權”的使命, 成為當代社會工作研究和實務推展的一個新方向。
[關鍵詞] 公/ 私二分法; 福利國家; 社會工作
[作者] 熊躍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以國家介入濟貧事業為發端的系統的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 ,迄今已在西方發展和延續了幾百年了。當初以教會為主的民間慈善團體,也早已演變成具有專業化知識和技術的社會福利機構(其中多為非營利機構) , “社會工作”(Social work) 成為一門被社會認可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也成為了在政府或非營利部門中為民謀福利的倡導者和行動者。從西方最初公共福利的出現和社會工作專業的形成來看,主導社會話語權的國家和專業精英主義者,對以家庭為核心的私人生活領域與以國家政治活動為核心的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划分,一開始就形成了價值預設,尤其是是否應對體健者的貧困這一長期被視為個人“道德缺失”(Moral deficiency) 問題進行干預,一直成為社會政策的焦點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國家干預為主導的福利國家在西方出現。福利實踐不僅成為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更成為影響國家政局的一個主要因素。
二、公/ 私領域二分法——西方福利國家的一種分析取向
在西方思潮中,“公”與“私”這一對概念工具無疑是社會分析最常用而又最具有爭議性的二分法之一,它所涵蓋的領域幾乎涉及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可謂包羅萬象,但由此造成的含糊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如此,作為一種分析取向,公/ 私領域二分法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被廣泛利用。
在理論上對公/ 私概念進行闡釋的學說,較早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等哲學家的思想。在《政治學》一書中,亞里斯多德將“公”和“私”界定為以公民及城邦為基礎的國家和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家庭兩部分,前者通過統治者的治理,以追求善為最高目的,是一種高級的社會團體,成員是可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后者則是基於管理家務和私有財產的一種初級社會團體,成員是可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后者則是基於管理家務和私有財產的一種初級社會團體,其成員包括奴隸主、平民和被奴役的奴隸。在論述公/ 私關係時,亞里斯多德從倫理學的意義上指出,每一個家庭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在家庭教育前提下形成的個人品德(部分的善德) 成為城邦治理目標(總體的善德) 的基礎。在對公/ 私論述的語境當中,亞里斯多德對“性別”( Gender) 的關注體現在他就女性所做的闡釋。亞里斯多德認為,一方面婦女構成了城邦自由民的另一半;另一方面由於特質(生殖功能) 和能力的差異性,婦女又只能和家庭發生某種聯系。
在論述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經典文獻當中,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學說是我們理解公/ 私二元關係的又一個極為重要的依據(詳細論述參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一書) 。黑格爾不僅將倫理視為一種善和主觀意志的統一,還把倫理本身作為一種矛盾變化發展的進程來對待,由此發展出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三個不同的倫理進化階段。在黑格爾看來,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國家是一種絕對的永恆的存在,是倫理精神最完整的體現,其最終都會對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倫理精神進行絕對的統一。黑格爾雖然認為市民社會具有倫理精神和法律的維系功能,但它只是國家的一個外部體系;而作為一種個人和家庭的聯合,市民社會成為完成向國家過渡的一個中介組織。
迄今為止,有關闡述公/ 私領域二分理論問題的文獻已經變得十分龐大,整合性的討論工作相應成為一項困難的事情。下面,這是筆者對公/ 私領域所指涉的不同內容進行的一個簡單的歸納,它涉及有關社會福利、福利國家和公民權問題,這也許會有助我們理解這一對概念與福利國家實踐和性別、空間以及時間維度等要素可能存在的關係。
公共領域 私人領域
國家 個人(家庭)
政府 市場
公共財產 私有財產
公共問題 隱私
男性 女性
榮譽 羞恥
智慧 愛情
權力政治 身體政治
公開 隱藏
平等 不平等
道德 不道德
理性 感性
疏遠 親密
自由 必需
持久 無效
以上公/ 私領域二分法所列舉出的是學者們經常提到的一些重要維度,它們的主要特征是將公/ 私領域以“部門”( Sectors) 和“空間”( Space ) 來進行划分(Jones&Newturn ,1998) 。正如學者們已指出的那樣,公/ 私領域之間經常會呈現出一種相互關係和重疊的關係,二者並非是一種完全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關係,所以絕對的二分只能是一種觀念上的簡化處理(Weintraub ,1997) 。然而,就理解西方社會福利實踐而言,公/ 私領域二分法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概念工具,但客觀的社會現實仍要求我們關注的是,在人們廣泛討論的國家政治領域和個人(家庭) 私人活動空間之間,存在著廣泛的以公眾利益為目標但相對獨立於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 ,而它們正是以非營利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志願組織) 為主,也是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一個主要空間。盡管學者們在界定“第三部門”這一概念和對其進行理論描述上仍存在分歧和困難,但是用“國家- 社會之間關係”這一分析框架來看待在公/ 私領域二分法之外的社會組織的成長,對我們理解在政府角色轉換和市場經濟變遷的社會背景下的“市民社會”建構是有幫助的。
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專業在西方發展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曆史,但是福利國家卻是現代西方工業社會政治- 經濟雙重作用的一個結果。在過去學者們對社會工作專業或福利國家的討論中,比較多是側重在歷史分析(比如,Kohs ,1996 ;Lwiby ,1972 ; Trattner ,1974 ; Fraser ,1973) ,或是從社會政策的層面對專業實踐本身採取某種制度分析的取向。如果我們嘗試應用公/ 私領域二分法分析十九世紀下半葉社會工作在西方的發展史,不難看出這一專業領域發端的根源之一是,公眾及專業人士對家庭和社區問題的關注成為一種普遍焦慮,與國家對應的“社會”( the Social ) 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社會工作專業逐漸成熟,社會工作者的實踐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主要技能,以女性為主的社會工作專業開始獲得職業的合法性和獨立性。就社會福利的成長來看,西方工業文明給家庭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一種強烈的對“國家機器”的依附。國家介入家庭領域使家庭變得更加容易被控制,傳統上窮人對私人慈善的需要轉化成對社會救助體系的依賴。於是,在照顧個人的家庭與無所不能的國家之間遂形成一個調節的橋梁,它既要使個人的社會需要盡可能得到滿足,又要防止過度的國家功能從此取代家庭的責任。這樣,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空間,也就自然被限定在家庭照顧的私人領域和國家責任的公共領域的二元對立之中,使社會工作專業的話語機制和結構呈現出復雜和含糊的特性,它也成為西方社會工作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徵(Parton ,1994) 。
西方學者們在將性別取向應用到對福利國家的分析時曾指出,福利國家基本上是按照成年男性產業工作的形象設計的,而傳統上對女性家庭照顧者角色的設定仍然占有某種統治地位。因此,在福利國家實踐中存在廣泛的性別分工,這從社會工作領域內的受助對象和就業情況來看都可以得到實證的資料(Rogoff Ramsoy ,1987) 。因此,針對福利國家實踐中所存在的“性別偏差”(gender bias) ,有學者曾指出,福利國家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家長制”(Social patriarchy) ,它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也非封建主義的殘羹冷炙,它是一種自身的獨立建構(Dahlerup ,1987) 。針對主流福利國家理論(如Esping Anderson 的福利領域划分模式) ,女性主義提出了從性別視角進行重新分析的觀點。她們認為,主流理論不是忽視女性,而是將社會階級和市場關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來對“社會權利”進行闡釋,而性別化的社會關係卻在理論建構中失去了應有的位置(Bussemaker&van Kersbergen ,1994) 。對福利國家發展變遷進行分析的主流理論,多集中在探討經濟過程與公民福利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而女性主義則更多地從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正在公共化的市場和作為公共領域的國家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理解福利國家中公/ 私領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也要看到它們各自分離的特征(Sainsbury ,1994) 。哈貝馬斯曾指出,當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產生交叉關係的時候,過去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已開始失去了意義,它的政治批判功能也逐漸消失,最終的結果是導致“公共性的喪失”(哈貝馬斯,1990 :201) 。哈貝馬斯強調的一點是,社會領域(如社團組織) 的擴展和滲透,使平衡國家權力的中介系統普遍出現。實際上,從家庭與國家的關係來看,在社會福利領域里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傳統上作為私人領域內的一些活動,如人口再生產和弱能人士的家庭照顧事務等,由於國家行動的干預(如以福利形式的正面介入) 已被迫進入公共領域(Hernes ,1984) 。由於福利措施實施過程中帶有的選擇性(Selectivity) 和特別性(Particularity) ,如家庭財產調查制度和特殊受助對象的區別對待(如愛滋病患者) ,使個人的私生活領域可能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中,這對許多社會邊緣化人士而言,因個人的尊嚴和隱私已受到極大侵害,他們重新溶入社會將變得更加困難。
三、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和公民權的性別化
在分析西方福利國家和公民權的關係時,當今西方學者們將公/ 私作為兩個截然分開的領域來對待(Lister ,1997 ;Dean ,1998) ;而“公民權”過去卻一直被當作一個性別中性化的概念來加以利用。在西方福利國家里,強調女性的社會參與和增加平等待遇成為新社會運動的目標。破除傳統男性掙面包者- 女性家務勞動者這一社會政策建構的前提,也成為近年女性主義批判福利國家社會政策偏差的一個理論開端(Wood2ward ,1994 ;Hearn ,1998) 。若分析男女兩性在福利國家中的差異性和不平等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社會學家的理論中獲得一些啟發。在《福利國家的政治理論》(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elfare state) 中,盧曼(Luhmann ,N. ) 就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問題,曾做出過深入的闡釋。盧曼從“市民社會”(socitas civilis) 的基本概念入手,試圖從政府權力合法性和民主政治體系中的代表性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這一社會體系的宏觀結構問題,來討論在社會內部建立代表“整個社會”(the Whole Society) 的亞系統的可能性。現實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內部,由於社會系統的分化和權力結構中存在的重組問題,從權力集中式的社會轉向分權式的社會過程中,社會系統的整體代表性問題並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解決。因為從功能分化的角度來看,現在的社會不可能為自身提供一種悖逆性的“自我指涉”( self - reference) 的行動指南,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令人失望的“合法性危機”,即在社會系統的自我合法性與功能系統的行動合法性保持一致,以自由、平等、民主、參與和合法性為主要特征的市民社會的“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整體性”(Luhmann ,1990 :11 - 19) 。應用盧曼的“代表性”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來理解今日西方福利國家中的“公民權”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社會中女性的權益和現行福利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理解,“公民權”的概念同民主和權利有著直接的聯系,它包括三部分內容:市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Marshall ,1950) 。前兩者基本上由國家法律所賦予,社會權利則要依賴國家對公民生活的積極干預,尤其是使社會不利階層人士增強表達和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在社會福利領域內,政府透過社會服務機構和專業人員,為受助對象提供幫助。在資源的再分配層面,國家通過公民納稅的形式,確定社會開支的規模。對傳統的“公民權”概念的批評在於,它是一種中性化的建構,是一種“去性別化”過程和一般的指涉體系,而實際上,福利國家中男女兩性的社會對待存在較大差距,女性被排斥在公民權之外不僅是一個曆史的也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問題(Lister ,1997) 。在福利國家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女性不僅成為“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 的代名詞,也一直是福利國家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關鍵詞,后工業社會里新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涌現,使依賴的個人化特征更加明顯,這從領取公共福利的人口構成就可以得出結論(Fraser&Gordon ,1995) 。因此,取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成為當代女性主義者增權運動的目標,同時,強調使依附女性等弱勢群體進入“正常化”(Normalization) 的生活軌道已成為西方社會政策的一個考慮點。時至今日,“公民權”在西方社會已妥當地被視為一個情境化的語匯,它不僅提醒學者們注意到歐洲各國的文化制度差異,更要將性別作為一個重要的層面來檢視權力的分配形成的差異。在當今西方的政治話語體系里,“公民權顯然已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所涵蓋的意義類別包括權利、義務、品德和參與等一系列政治詞匯的基本元素”(Bussemaker ,1998) 。
八十年代以來,針對傳統社會政策是建立在以白人為中心、以男性為主導的工業社會和女性依附於男性的基礎之上的主要假設,西方的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的思潮成為抗衡福利政策忽視社會邊緣人口和女性權益的主要力量。賓克斯和阿里指出,西方社會與種族相關的社會政策使有色人種被排斥在享有平等機會的邊緣,少數民族群體常在就業、受教育和福利分配上受到來自科層機構和工作人員的不公平對待,除曆史的原因外,社會中存在的與種族相關的立法架構更是一個重要根源( Penketh&Ali ,1997) 。強調少數民族的社會溶合,鼓勵多元文化和建立相應的社會政策是九十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一個特征,但是,近年來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昇的趨勢使得有色人種在追求社會平等道路上苦苦掙扎,北美社會對華人社群的排斥,澳洲出現的歧視有色種族現象都是西方人權狀況受到批評的重要例證。對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另一種批評,是從女權主義的角度來看兩性在社會福利中的不平等,它認為“公民權”(Citizenship) 是以性別為中心的概念為前提,忽視了女性同男性的差別。同時,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將婦女的角色定義為家庭中孩子的母親,從而也忽視了婦女工作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及需要,女性在一個權力依附的社會結構里成為社會制度的受害者,社會排斥使女性很難實現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社會問題的界定和社會政策的制定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在社會工作領域里針對女性照顧者的角色,女權主義者認為婦女的家庭勞動也是一種工作,是社會安排的結果,是“愛的勞動”。同時,福利國家明顯地帶有性別化的導向也是形成兩性不平等的原因( Finch ,1983 ;Lewis ,1993) 。近年來在西方社會不斷增加的貧困女性、單親家庭和受虐兒童,更使女權主義注意到,要保障女性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權利必須從家庭外的制度進行改革,以立法的途徑將女性傳統的家庭角色社會化。也有學者從后現代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應破除一慣的男性獨立/ 女性依附的二元社會建構,建立公私領域之間互相依賴的關係定位( Pateman ,1992) 。因此,以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為代表,激進主義福利觀是對福利國家自由市場經濟不利后果的再度批判,它比民主社會主義更加深入地認識到制度不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根源,為糾正傳統的社會政策只重經濟結果本身而忽視社會關係的形成過程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使社會理論對社會福利的闡釋開始注重到權力關係和身份形成的制度要素。
在私人領域,個人化的照顧一直是同女性的角色聯系在一起。在今日正處於高齡化階段的歐洲國家,高齡體弱老年人的照顧護理已成為一個社會負擔。然而,長期以來老人照顧在西方社會里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一個性別上的分工,尤其是女性的一種家庭勞動,它對女性所形成的壓力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平也是十分顯著的(Brody ,1990 ;Dwyer&Coward ,1992) 。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老人照顧過程涉及很多情感、生活細節內容的考慮以及心理的準備,社會將這些歸於女性的特點而將女性定義為照顧者的角色定位是不公平的,因為,照顧本身所反映的是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理念,即低估婦女工作的價值,政府缺乏對婦女作為公民需要滿足的支持(Abel ,1986) 。女權主義者的不滿在於,西方的福利國家在發展社會福利服務時很少將女性放在優先的考慮位置上,忽略了女性的特殊需要,而在社會政策上的性別不平等進一步加強了社會對女性的傳統看法(Lewis ,1991) 。
在追求身心解放和抗衡性別中心主義社會實踐的自我意識運動中, “沉默的女性”(the silenced women) 走出家庭,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領域內取得一席之地,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中女性獲得比昔日更多的機會,而就業人口以女性為主導的社會工作領域則正好反映了這一女性職業化的趨勢。可以說,女性在職業和專業領域內的不斷發展,已逐漸破除慣常的將女性及其生活空間限定在單一的狹小的家庭這一私人領域,就女性的發展而言,公/ 私領域之間的嚴格分野也已不復存在。盡管有學者在倫理的層面試圖對男女性的道德關懷做出區別,即將女性和“照顧倫理”(ethic of care)聯系在一起,而將男性同“正義倫理”(ethic of justice)相提並論,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在當代社會實踐中女性不關注“代表性”的問題(Gilligan ,1982) 。實際上,在福利國家呈現出衰退的趨勢時,女性參與政治生活、向傳統的男權主義挑戰、爭取權利的新社會運動早已在西方社會此起彼伏,在社會政策的建構和推行過程中,女性的聲音也早已從家庭的私人空間傳到包括政府機構、新聞傳播等公共領域中。“公民權”的性別取向及由此導致的社會不平等,成為了九十年代社會工作者反省性別問題、批評政府社會政策失誤和不公正的根源之一(Carabine ,1996) 。
四、社會排斥還是社會溶入:西方社會工作的現代性反思
“現代性”(Modernity) 這一術語在九十年代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文獻里頻繁出現。它的內涵不僅被人們所廣泛地加以詮釋,更成為一種話語時尚(Baum ,1991 ;Giddens ,1990 ;Smart ,1993) 。在社會工作專業領域,“現代性”也不再是一個陌生的詞。今日社會工作者對“現代性”的反思,主要來自兩個層面:一是對傳統的由馬麗. 里士滿(Richmond ,M. ) 等社會工作先驅創立的個案工作基礎,到現代紛繁復雜臨床治療模式的經驗主義實踐的反省,這是從技術理性層面展開的對治療的功效性( efficacy) 的質疑(Dryden&Feltham , 1992 ;Doherty ,1992) ;另一方面,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的道德內涵進行反省(Man ,1986 ;Specht&Courtney ,1994) 。實際上,社會工作的專業特征在於,具有濃厚宗教活動背景的慈善蛻變為一種公共實踐領域,過去以私人關愛感情為基礎的個體助人行為轉變成為了一種科層組織的專業管理技術,家庭層面的照顧事務也和國家的社會政策發生了一定的聯系。這樣,社會工作專業的“現代性”就已清楚地呈現出來。在九十年代的西方, “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在市場競爭和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沖擊下,受到來自以右派保守主義為代表的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詰難,福利國家的危機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難題,而不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考慮。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以及建立和諧的統一的道德社區,從而使得社會福利的分配和服務的使用上形成公民和非公民的明顯差異性,新的社會排斥開始形成(Therborn ,1995) 。無獨有偶,近兩年因區域經濟衰退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引發的諸如失業、貧窮、外籍勞工權益和邊緣人群的社會問題等,也使“社會排斥”成為當今亞太社會工作實務和教育界的一個關切重心。
在今日西方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內充滿矛盾和分化的社會里,作為一門以個人治療和社會改革雙重目標為使命的社會工作專業,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非營利組織為基礎的私人慈善行動同政治結構之間存在的張力已影響到這一專業的實踐方向,在專業主義主導和財政自主性減弱的情形下,社會工作專業的利他性受到了學者的質疑。在今日后工業化社會里,社會工作者再度強調,要關注社群需要,不斷推動社會改革的使命,以及在實踐中注重“增權”( Empowerment) 的使命(Lee ,1994 ;Staples ,1990) 。主張解構“專家- 受助者”的權力關係,主張社會工作者理解受助者的日常生活和問題情境,尤其是強調用質性的(Qualitative) 研究方法,通過敘述的(Narrative) 方式來獲得分析原始資料,成為當代社會工作研究和實務推展的一個新方向(Hall ,1997) 。所有這些努力和探索,都是為使社會工作專業真正實現助人自助的目標,也是努力實現使更多的在這個“風險社會”里被社會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重新溶入社會這一理想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 ] (古希腊) 亞里斯多德1 政治學(吳壽彭譯) [M]1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
[2 ] (德) 黑格爾1 法哲學原理(範揚張企泰譯)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
[3 ] (德)J1 哈貝馬斯1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 [M]1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
[4 ]皮埃爾1 斯特羅貝爾1 從貧困到社會排斥:工資社會抑或人權社會? (馮炳昆譯) [J ]1 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1997 , (7) 1
[5 ]Abel ,E. K. Adult daughters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J ] . FeministStudies ,1986 , (12) ∶479 - 497.
[6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Bauman ,Z.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M]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1.
除特別聲明外，本站不擁有文章版權。如引用，請注明原始出處。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在網站轉載敬請注明出處：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www.sachina.edu.cn
[摘 要] 作者在文中使用公/ 私二分法作為概念工具, 分析西方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和公民權的性別化, 指出“公民權”的性別取向導致了社會不平等。因此, 在實踐中注重“增權”的使命, 成為當代社會工作研究和實務推展的一個新方向。
[關鍵詞] 公/ 私二分法; 福利國家; 社會工作
[作者] 熊躍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以國家介入濟貧事業為發端的系統的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 ,迄今已在西方發展和延續了幾百年了。當初以教會為主的民間慈善團體,也早已演變成具有專業化知識和技術的社會福利機構(其中多為非營利機構) , “社會工作”(Social work) 成為一門被社會認可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也成為了在政府或非營利部門中為民謀福利的倡導者和行動者。從西方最初公共福利的出現和社會工作專業的形成來看,主導社會話語權的國家和專業精英主義者,對以家庭為核心的私人生活領域與以國家政治活動為核心的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划分,一開始就形成了價值預設,尤其是是否應對體健者的貧困這一長期被視為個人“道德缺失”(Moral deficiency) 問題進行干預,一直成為社會政策的焦點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國家干預為主導的福利國家在西方出現。福利實踐不僅成為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更成為影響國家政局的一個主要因素。
二、公/ 私領域二分法——西方福利國家的一種分析取向
在西方思潮中,“公”與“私”這一對概念工具無疑是社會分析最常用而又最具有爭議性的二分法之一,它所涵蓋的領域幾乎涉及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可謂包羅萬象,但由此造成的含糊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如此,作為一種分析取向,公/ 私領域二分法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被廣泛利用。
在理論上對公/ 私概念進行闡釋的學說,較早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等哲學家的思想。在《政治學》一書中,亞里斯多德將“公”和“私”界定為以公民及城邦為基礎的國家和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家庭兩部分,前者通過統治者的治理,以追求善為最高目的,是一種高級的社會團體,成員是可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后者則是基於管理家務和私有財產的一種初級社會團體,成員是可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后者則是基於管理家務和私有財產的一種初級社會團體,其成員包括奴隸主、平民和被奴役的奴隸。在論述公/ 私關係時,亞里斯多德從倫理學的意義上指出,每一個家庭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在家庭教育前提下形成的個人品德(部分的善德) 成為城邦治理目標(總體的善德) 的基礎。在對公/ 私論述的語境當中,亞里斯多德對“性別”( Gender) 的關注體現在他就女性所做的闡釋。亞里斯多德認為,一方面婦女構成了城邦自由民的另一半;另一方面由於特質(生殖功能) 和能力的差異性,婦女又只能和家庭發生某種聯系。
在論述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經典文獻當中,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學說是我們理解公/ 私二元關係的又一個極為重要的依據(詳細論述參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一書) 。黑格爾不僅將倫理視為一種善和主觀意志的統一,還把倫理本身作為一種矛盾變化發展的進程來對待,由此發展出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三個不同的倫理進化階段。在黑格爾看來,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國家是一種絕對的永恆的存在,是倫理精神最完整的體現,其最終都會對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倫理精神進行絕對的統一。黑格爾雖然認為市民社會具有倫理精神和法律的維系功能,但它只是國家的一個外部體系;而作為一種個人和家庭的聯合,市民社會成為完成向國家過渡的一個中介組織。
迄今為止,有關闡述公/ 私領域二分理論問題的文獻已經變得十分龐大,整合性的討論工作相應成為一項困難的事情。下面,這是筆者對公/ 私領域所指涉的不同內容進行的一個簡單的歸納,它涉及有關社會福利、福利國家和公民權問題,這也許會有助我們理解這一對概念與福利國家實踐和性別、空間以及時間維度等要素可能存在的關係。
公共領域 私人領域
國家 個人(家庭)
政府 市場
公共財產 私有財產
公共問題 隱私
男性 女性
榮譽 羞恥
智慧 愛情
權力政治 身體政治
公開 隱藏
平等 不平等
道德 不道德
理性 感性
疏遠 親密
自由 必需
持久 無效
以上公/ 私領域二分法所列舉出的是學者們經常提到的一些重要維度,它們的主要特征是將公/ 私領域以“部門”( Sectors) 和“空間”( Space ) 來進行划分(Jones&Newturn ,1998) 。正如學者們已指出的那樣,公/ 私領域之間經常會呈現出一種相互關係和重疊的關係,二者並非是一種完全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關係,所以絕對的二分只能是一種觀念上的簡化處理(Weintraub ,1997) 。然而,就理解西方社會福利實踐而言,公/ 私領域二分法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概念工具,但客觀的社會現實仍要求我們關注的是,在人們廣泛討論的國家政治領域和個人(家庭) 私人活動空間之間,存在著廣泛的以公眾利益為目標但相對獨立於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 ,而它們正是以非營利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志願組織) 為主,也是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一個主要空間。盡管學者們在界定“第三部門”這一概念和對其進行理論描述上仍存在分歧和困難,但是用“國家- 社會之間關係”這一分析框架來看待在公/ 私領域二分法之外的社會組織的成長,對我們理解在政府角色轉換和市場經濟變遷的社會背景下的“市民社會”建構是有幫助的。
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專業在西方發展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曆史,但是福利國家卻是現代西方工業社會政治- 經濟雙重作用的一個結果。在過去學者們對社會工作專業或福利國家的討論中,比較多是側重在歷史分析(比如,Kohs ,1996 ;Lwiby ,1972 ; Trattner ,1974 ; Fraser ,1973) ,或是從社會政策的層面對專業實踐本身採取某種制度分析的取向。如果我們嘗試應用公/ 私領域二分法分析十九世紀下半葉社會工作在西方的發展史,不難看出這一專業領域發端的根源之一是,公眾及專業人士對家庭和社區問題的關注成為一種普遍焦慮,與國家對應的“社會”( the Social ) 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社會工作專業逐漸成熟,社會工作者的實踐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主要技能,以女性為主的社會工作專業開始獲得職業的合法性和獨立性。就社會福利的成長來看,西方工業文明給家庭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一種強烈的對“國家機器”的依附。國家介入家庭領域使家庭變得更加容易被控制,傳統上窮人對私人慈善的需要轉化成對社會救助體系的依賴。於是,在照顧個人的家庭與無所不能的國家之間遂形成一個調節的橋梁,它既要使個人的社會需要盡可能得到滿足,又要防止過度的國家功能從此取代家庭的責任。這樣,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空間,也就自然被限定在家庭照顧的私人領域和國家責任的公共領域的二元對立之中,使社會工作專業的話語機制和結構呈現出復雜和含糊的特性,它也成為西方社會工作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徵(Parton ,1994) 。
西方學者們在將性別取向應用到對福利國家的分析時曾指出,福利國家基本上是按照成年男性產業工作的形象設計的,而傳統上對女性家庭照顧者角色的設定仍然占有某種統治地位。因此,在福利國家實踐中存在廣泛的性別分工,這從社會工作領域內的受助對象和就業情況來看都可以得到實證的資料(Rogoff Ramsoy ,1987) 。因此,針對福利國家實踐中所存在的“性別偏差”(gender bias) ,有學者曾指出,福利國家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家長制”(Social patriarchy) ,它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也非封建主義的殘羹冷炙,它是一種自身的獨立建構(Dahlerup ,1987) 。針對主流福利國家理論(如Esping Anderson 的福利領域划分模式) ,女性主義提出了從性別視角進行重新分析的觀點。她們認為,主流理論不是忽視女性,而是將社會階級和市場關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來對“社會權利”進行闡釋,而性別化的社會關係卻在理論建構中失去了應有的位置(Bussemaker&van Kersbergen ,1994) 。對福利國家發展變遷進行分析的主流理論,多集中在探討經濟過程與公民福利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而女性主義則更多地從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正在公共化的市場和作為公共領域的國家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理解福利國家中公/ 私領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也要看到它們各自分離的特征(Sainsbury ,1994) 。哈貝馬斯曾指出,當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產生交叉關係的時候,過去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已開始失去了意義,它的政治批判功能也逐漸消失,最終的結果是導致“公共性的喪失”(哈貝馬斯,1990 :201) 。哈貝馬斯強調的一點是,社會領域(如社團組織) 的擴展和滲透,使平衡國家權力的中介系統普遍出現。實際上,從家庭與國家的關係來看,在社會福利領域里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傳統上作為私人領域內的一些活動,如人口再生產和弱能人士的家庭照顧事務等,由於國家行動的干預(如以福利形式的正面介入) 已被迫進入公共領域(Hernes ,1984) 。由於福利措施實施過程中帶有的選擇性(Selectivity) 和特別性(Particularity) ,如家庭財產調查制度和特殊受助對象的區別對待(如愛滋病患者) ,使個人的私生活領域可能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中,這對許多社會邊緣化人士而言,因個人的尊嚴和隱私已受到極大侵害,他們重新溶入社會將變得更加困難。
三、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和公民權的性別化
在分析西方福利國家和公民權的關係時,當今西方學者們將公/ 私作為兩個截然分開的領域來對待(Lister ,1997 ;Dean ,1998) ;而“公民權”過去卻一直被當作一個性別中性化的概念來加以利用。在西方福利國家里,強調女性的社會參與和增加平等待遇成為新社會運動的目標。破除傳統男性掙面包者- 女性家務勞動者這一社會政策建構的前提,也成為近年女性主義批判福利國家社會政策偏差的一個理論開端(Wood2ward ,1994 ;Hearn ,1998) 。若分析男女兩性在福利國家中的差異性和不平等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社會學家的理論中獲得一些啟發。在《福利國家的政治理論》(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elfare state) 中,盧曼(Luhmann ,N. ) 就福利國家中的“社會的代表性”(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問題,曾做出過深入的闡釋。盧曼從“市民社會”(socitas civilis) 的基本概念入手,試圖從政府權力合法性和民主政治體系中的代表性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這一社會體系的宏觀結構問題,來討論在社會內部建立代表“整個社會”(the Whole Society) 的亞系統的可能性。現實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內部,由於社會系統的分化和權力結構中存在的重組問題,從權力集中式的社會轉向分權式的社會過程中,社會系統的整體代表性問題並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解決。因為從功能分化的角度來看,現在的社會不可能為自身提供一種悖逆性的“自我指涉”( self - reference) 的行動指南,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令人失望的“合法性危機”,即在社會系統的自我合法性與功能系統的行動合法性保持一致,以自由、平等、民主、參與和合法性為主要特征的市民社會的“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整體性”(Luhmann ,1990 :11 - 19) 。應用盧曼的“代表性”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來理解今日西方福利國家中的“公民權”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社會中女性的權益和現行福利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理解,“公民權”的概念同民主和權利有著直接的聯系,它包括三部分內容:市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Marshall ,1950) 。前兩者基本上由國家法律所賦予,社會權利則要依賴國家對公民生活的積極干預,尤其是使社會不利階層人士增強表達和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在社會福利領域內,政府透過社會服務機構和專業人員,為受助對象提供幫助。在資源的再分配層面,國家通過公民納稅的形式,確定社會開支的規模。對傳統的“公民權”概念的批評在於,它是一種中性化的建構,是一種“去性別化”過程和一般的指涉體系,而實際上,福利國家中男女兩性的社會對待存在較大差距,女性被排斥在公民權之外不僅是一個曆史的也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問題(Lister ,1997) 。在福利國家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女性不僅成為“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 的代名詞,也一直是福利國家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關鍵詞,后工業社會里新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涌現,使依賴的個人化特征更加明顯,這從領取公共福利的人口構成就可以得出結論(Fraser&Gordon ,1995) 。因此,取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成為當代女性主義者增權運動的目標,同時,強調使依附女性等弱勢群體進入“正常化”(Normalization) 的生活軌道已成為西方社會政策的一個考慮點。時至今日,“公民權”在西方社會已妥當地被視為一個情境化的語匯,它不僅提醒學者們注意到歐洲各國的文化制度差異,更要將性別作為一個重要的層面來檢視權力的分配形成的差異。在當今西方的政治話語體系里,“公民權顯然已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所涵蓋的意義類別包括權利、義務、品德和參與等一系列政治詞匯的基本元素”(Bussemaker ,1998) 。
八十年代以來,針對傳統社會政策是建立在以白人為中心、以男性為主導的工業社會和女性依附於男性的基礎之上的主要假設,西方的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的思潮成為抗衡福利政策忽視社會邊緣人口和女性權益的主要力量。賓克斯和阿里指出,西方社會與種族相關的社會政策使有色人種被排斥在享有平等機會的邊緣,少數民族群體常在就業、受教育和福利分配上受到來自科層機構和工作人員的不公平對待,除曆史的原因外,社會中存在的與種族相關的立法架構更是一個重要根源( Penketh&Ali ,1997) 。強調少數民族的社會溶合,鼓勵多元文化和建立相應的社會政策是九十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一個特征,但是,近年來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昇的趨勢使得有色人種在追求社會平等道路上苦苦掙扎,北美社會對華人社群的排斥,澳洲出現的歧視有色種族現象都是西方人權狀況受到批評的重要例證。對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另一種批評,是從女權主義的角度來看兩性在社會福利中的不平等,它認為“公民權”(Citizenship) 是以性別為中心的概念為前提,忽視了女性同男性的差別。同時,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將婦女的角色定義為家庭中孩子的母親,從而也忽視了婦女工作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及需要,女性在一個權力依附的社會結構里成為社會制度的受害者,社會排斥使女性很難實現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社會問題的界定和社會政策的制定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在社會工作領域里針對女性照顧者的角色,女權主義者認為婦女的家庭勞動也是一種工作,是社會安排的結果,是“愛的勞動”。同時,福利國家明顯地帶有性別化的導向也是形成兩性不平等的原因( Finch ,1983 ;Lewis ,1993) 。近年來在西方社會不斷增加的貧困女性、單親家庭和受虐兒童,更使女權主義注意到,要保障女性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權利必須從家庭外的制度進行改革,以立法的途徑將女性傳統的家庭角色社會化。也有學者從后現代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應破除一慣的男性獨立/ 女性依附的二元社會建構,建立公私領域之間互相依賴的關係定位( Pateman ,1992) 。因此,以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為代表,激進主義福利觀是對福利國家自由市場經濟不利后果的再度批判,它比民主社會主義更加深入地認識到制度不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根源,為糾正傳統的社會政策只重經濟結果本身而忽視社會關係的形成過程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使社會理論對社會福利的闡釋開始注重到權力關係和身份形成的制度要素。
在私人領域,個人化的照顧一直是同女性的角色聯系在一起。在今日正處於高齡化階段的歐洲國家,高齡體弱老年人的照顧護理已成為一個社會負擔。然而,長期以來老人照顧在西方社會里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一個性別上的分工,尤其是女性的一種家庭勞動,它對女性所形成的壓力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平也是十分顯著的(Brody ,1990 ;Dwyer&Coward ,1992) 。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老人照顧過程涉及很多情感、生活細節內容的考慮以及心理的準備,社會將這些歸於女性的特點而將女性定義為照顧者的角色定位是不公平的,因為,照顧本身所反映的是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理念,即低估婦女工作的價值,政府缺乏對婦女作為公民需要滿足的支持(Abel ,1986) 。女權主義者的不滿在於,西方的福利國家在發展社會福利服務時很少將女性放在優先的考慮位置上,忽略了女性的特殊需要,而在社會政策上的性別不平等進一步加強了社會對女性的傳統看法(Lewis ,1991) 。
在追求身心解放和抗衡性別中心主義社會實踐的自我意識運動中, “沉默的女性”(the silenced women) 走出家庭,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領域內取得一席之地,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中女性獲得比昔日更多的機會,而就業人口以女性為主導的社會工作領域則正好反映了這一女性職業化的趨勢。可以說,女性在職業和專業領域內的不斷發展,已逐漸破除慣常的將女性及其生活空間限定在單一的狹小的家庭這一私人領域,就女性的發展而言,公/ 私領域之間的嚴格分野也已不復存在。盡管有學者在倫理的層面試圖對男女性的道德關懷做出區別,即將女性和“照顧倫理”(ethic of care)聯系在一起,而將男性同“正義倫理”(ethic of justice)相提並論,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在當代社會實踐中女性不關注“代表性”的問題(Gilligan ,1982) 。實際上,在福利國家呈現出衰退的趨勢時,女性參與政治生活、向傳統的男權主義挑戰、爭取權利的新社會運動早已在西方社會此起彼伏,在社會政策的建構和推行過程中,女性的聲音也早已從家庭的私人空間傳到包括政府機構、新聞傳播等公共領域中。“公民權”的性別取向及由此導致的社會不平等,成為了九十年代社會工作者反省性別問題、批評政府社會政策失誤和不公正的根源之一(Carabine ,1996) 。
四、社會排斥還是社會溶入:西方社會工作的現代性反思
“現代性”(Modernity) 這一術語在九十年代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文獻里頻繁出現。它的內涵不僅被人們所廣泛地加以詮釋,更成為一種話語時尚(Baum ,1991 ;Giddens ,1990 ;Smart ,1993) 。在社會工作專業領域,“現代性”也不再是一個陌生的詞。今日社會工作者對“現代性”的反思,主要來自兩個層面:一是對傳統的由馬麗. 里士滿(Richmond ,M. ) 等社會工作先驅創立的個案工作基礎,到現代紛繁復雜臨床治療模式的經驗主義實踐的反省,這是從技術理性層面展開的對治療的功效性( efficacy) 的質疑(Dryden&Feltham , 1992 ;Doherty ,1992) ;另一方面,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的道德內涵進行反省(Man ,1986 ;Specht&Courtney ,1994) 。實際上,社會工作的專業特征在於,具有濃厚宗教活動背景的慈善蛻變為一種公共實踐領域,過去以私人關愛感情為基礎的個體助人行為轉變成為了一種科層組織的專業管理技術,家庭層面的照顧事務也和國家的社會政策發生了一定的聯系。這樣,社會工作專業的“現代性”就已清楚地呈現出來。在九十年代的西方, “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在市場競爭和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沖擊下,受到來自以右派保守主義為代表的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詰難,福利國家的危機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難題,而不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考慮。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以及建立和諧的統一的道德社區,從而使得社會福利的分配和服務的使用上形成公民和非公民的明顯差異性,新的社會排斥開始形成(Therborn ,1995) 。無獨有偶,近兩年因區域經濟衰退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引發的諸如失業、貧窮、外籍勞工權益和邊緣人群的社會問題等,也使“社會排斥”成為當今亞太社會工作實務和教育界的一個關切重心。
在今日西方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內充滿矛盾和分化的社會里,作為一門以個人治療和社會改革雙重目標為使命的社會工作專業,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非營利組織為基礎的私人慈善行動同政治結構之間存在的張力已影響到這一專業的實踐方向,在專業主義主導和財政自主性減弱的情形下,社會工作專業的利他性受到了學者的質疑。在今日后工業化社會里,社會工作者再度強調,要關注社群需要,不斷推動社會改革的使命,以及在實踐中注重“增權”( Empowerment) 的使命(Lee ,1994 ;Staples ,1990) 。主張解構“專家- 受助者”的權力關係,主張社會工作者理解受助者的日常生活和問題情境,尤其是強調用質性的(Qualitative) 研究方法,通過敘述的(Narrative) 方式來獲得分析原始資料,成為當代社會工作研究和實務推展的一個新方向(Hall ,1997) 。所有這些努力和探索,都是為使社會工作專業真正實現助人自助的目標,也是努力實現使更多的在這個“風險社會”里被社會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重新溶入社會這一理想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 ] (古希腊) 亞里斯多德1 政治學(吳壽彭譯) [M]1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
[2 ] (德) 黑格爾1 法哲學原理(範揚張企泰譯)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
[3 ] (德)J1 哈貝馬斯1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 [M]1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
[4 ]皮埃爾1 斯特羅貝爾1 從貧困到社會排斥:工資社會抑或人權社會? (馮炳昆譯) [J ]1 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1997 , (7) 1
[5 ]Abel ,E. K. Adult daughters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J ] . FeministStudies ,1986 , (12) ∶479 - 497.
[6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Bauman ,Z.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M]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1.
除特別聲明外，本站不擁有文章版權。如引用，請注明原始出處。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在網站轉載敬請注明出處：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www.sachina.edu.cn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