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veman Bulletin。mix

        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M. Mead[1]（1950）一則著名的研究：《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氣質》，親身赴薩摩亞群島進行觀察、紀錄、分析，研究結果直指著並應證：性別氣質是由文化社會所建構的產物。

        阿拉佩什人嚮往的是溫柔、敏感的男人與溫柔、敏感的女人結婚；蒙杜古馬人像往的是暴烈的、攻擊性的男人與暴烈、攻擊性的女人；德昌布利發現到男性是溫柔、敏感的，女人則是暴烈的、攻擊性。如果說性別是偏於「本質」，於各個部落都應當是像我們所認知的：男性暴烈的、攻擊性，女性溫柔、敏感，不過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這個論證於五十五年前就受到應證。

        M. Mead（1950）更切確指出：一旦是會公然申明要男孩要勇敢、女子可以怯弱，並且禁止男子表現怯弱、鼓勵女孩表現怯弱、柔順時，社會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便更加明朗－將勇敢、蔑視懦弱、憎恨在危險和痛苦前畏縮退讓等特質和態度視為男子的行為風格；而動輒公然表現怯弱、痛苦之類的特質和態度則被視為娘娘腔，這樣的男性大多是受到打壓、欺負、責備、受罰的，這樣的例子在生活週遭顯而易見，像是哭泣掉淚，對於男孩與女孩的標準不一，男孩總被要求要勇敢、不能輕易掉眼淚，因為「男兒有淚不清彈」，這皆是社會建構的過程。

        關於「哭泣」的部分，M. Mead（1950）更進一步的指出使其印象深刻的情形：阿拉佩什人的男性比女性更喜歡流淚，性情也更為溫柔，這樣的性格一直到成年之後都是如此。我想問的是我們常常都會認為「性格」本來就是天生的，若是如此，本質或是自然是不是應該更趨於「原始部落」呢？然而，這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氣質完全不同，更進一步的問：到底什麼是「天生」的性別？似乎很難說性別是完全天生的，當然也不能說是完全是由社會建構的，不過從這個研究當中可以看得出來，「性別」型構與不同社會文化所型塑有相當大的關係。

        除了M. Mead（1950）的研究指出性別是建構之外，近年在台灣社會科學引起廣泛討論與引用的學者：Foucault，他的著作更細緻的說明與探討「社會建構」已經遠遠超過「本質」影響著我們，我就用其《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來進行更進一步的論證。他的著作多以歷史研究當中的系譜（genealogical）方法進行研究，主要呈現「性行為」受到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建構而「改變」。「同性戀」這個名詞是受到後來社會所出現的名詞，不論中外，在中古時期同性之間的親密行為，甚至是性行為並不會受到譴責，有時候反倒受到讚揚，那個時期並沒有關於「性傾向」的分類。到了資本主義開始起步發展的時候開始予以病理化、不正常化，就Weber所言：資本主義的原起與清教徒有相當大的關係，簡單的說，資本主義結合著宗教一起壯大，開始崇尚異性戀一夫一妻制，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男性勞工到工廠工作受到剝削之後，回到家庭還有個女性作為後備：做家務，讓丈夫回家有食物、得到休息；同時也為丈夫生個孩子，孩子的誕生同時也是未來的勞工，這些勞工受到剝削以壯大資本家，若是不服膺如此的家庭型態，開始被冠上「不道德」的標籤，後而歐洲產生大規模的「獵殺女巫」即是一個相當震撼、難以想像的狀況。

        在此同時，醫療、律法也逐漸成形，醫院的設置一開始是為了受傷的勞工所設置的擗護所，律法是因為資本家為了擔心勞工逃跑所制定掌握勞工的工具，也成為檢視「是否為『標準家庭』」的依據，不婚、離婚、同性間性行為、性行為活躍的女性、不是為生育所進行的性行為都受到譴責。從這裡可以拉回台灣的歷史脈絡，於十多年前我們多認為離婚是不道德的，「不婚」會受到熱烈觀注，「自慰」也不被允許，但是近年來的狀況呢？似乎不是如此，離婚與不婚已經不再那麼受到異樣眼光的對待，「自慰」也只是一種性行為而已，這些都無關道不道德，如果要談什麼是自然，我想上古社會與現今社會比較起來是較偏於自然的，因為沒有資本主義行起與影響，那是否有倡導或是讚揚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呢？情況似乎不是如此。

        Foucault 兩本作品－Discipline and Punish＆History of Sexuality－中提到：不單只透過「意識形態」（ideology），同時後透過每天習以為常時空、活動所組織（organization）與管制，我們的身體受到盛行的歷史形式的自我、渴望、男性氣概、女性氣質等所訓練、型塑（sharped）。追求不斷改變（ever-changing）、均質、難以捉摸的女性特質與瞬息萬變的流行風尚是永無止境、沒有終點的，女性（氣質）的身體成為Foucault所謂

的”docile bodies”（溫馴的身體）（Susan R. Bordo

，1989）。

而什麼是「意識形態」呢？馬克思及其跟隨者將「意識型態」界定為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虛假意識扭曲了真相，並為經濟宰制階層辯護，且使得社會中利益不平均分配的情況得以持續。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思想雖深受馬克思上／下結構關係論點的影響，但他在發展其獨特的意識型態理論時，卻也逐漸脫離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進而提出「相對自主」及「多重決定」（Relative Autonomy and Overdetermination），強調經濟、政治、意識型態三者間彼此的互動與影響，又互擁其獨立的相對自主性（Althusser，1990：24）。

　對於意識型態的解釋，阿圖塞提出三項定義：

(1)   意識型態是存在於「再現」表徵系統之中，並非個人或意識之中。

(2)   意識型態為個體在進行社會生活實踐時，提供了一套「想像」的關係。

(3)   意識型態透過表徵的想像系統建構個體。（張錦華，1994：108-109）

　阿圖塞認為「所有的意識型態藉由『點名召喚』（hail）和『設定』（interpellates）的方式，對主體進行分類，將具體的個人建構成具體的主體」（Althusser，1971／張錦華，1994：112）。阿圖塞主體形成的概念來自拉岡的精神分析學說，亦即意識型態實等同於鏡像結構具有形塑主體的功能(劉平君，1996：36)，而主體也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被召喚，形塑的。簡略的說，「意識形態」是無所不在的，包括資本主義、異性戀霸權、父權制度、種族主義等，這部分主要回應「資本主義不是意識形態」的說法。

近代除了Foucault之外，Bourdieu也試圖對人類行為進行解釋，超越主體與結構的二元對立模式，指出社會文化的活動是一種「結構化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與「已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文化是一套已然形成的模式結構，但是透過行動者的運用，又再結構化，所以分析者可以從行動者在社會場域中的關係、位置、實踐本身來理解行動者(張錦華，2002：50)。

行動者的日常生活言行=【〈生存心態〉〈資本〉】+【場域】(劉維公，1998:13)。Bourdieu認為要解釋行動者的日常生活， 要理解行動者如何運用生存心態與各種資本，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進行各種角力，爭取有力的位置。

此理論預設行動者(actors)具有一種追求利益的動機，行為實踐必須在既有條件下運用各種策略，但是選擇也可能是無意識或是受限制的，行動所依據便是生存心態(張錦華，2002:59)。

生存心態(habitus)具有雙重結構性，一方面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個人意識內化了的社會法則；另一方面它指揮個人與群體的行為方向，賦予意義、建構歷史。它具有累積性，可以是過去經驗所形成的預設體；但是也兼具創造性，在認知與現實中作調整(高宣揚，2002)。

生存心態也可以作為分類與區分的原則，行動者可以在社會場域中運用品味等的文化資本，追求秀異 (distinction)，秀異就是一種差異，可以在關係網絡中作區辯，顯示自身認同、區分等級、將週遭事物作分類，也將自我區分化，作為自我表演的方式(Bourdieu，1987)。

資本(capital)即是種支配權力，可以爭奪場域內的某種利益。Bourdieu分析資本有以下形式：(一)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是由生產、財產、收入等所組成。(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經濟資本是社會區分的兩大原則，例如才能、文化財產、文憑。(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社會關係網所帶來的社會資源。(四)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是用以表示禮儀活動、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累積策略。(高宣揚，2002)

場域包含了資本與權力的分布，還有利益競爭的過程與空間，資本形成了價值理念，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則承認了這樣的價值與分配，並依據此理念進行鬥爭。

Foucault與Bourdieu的學說明確指出：社會環境的影響大於個人抉擇，或是個人抉擇已經服膺於意識形態之下，所以因為「本質」或是「天生」做抉擇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呢？

不管是從人類學家Mead，或是到社會學家Foucault與Bourdieu明確指出除了本質之外，還有社會文化的建構，後者甚至是比前著有著更深遠重大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宋踐譯（1999）〈性別語氣質〉，《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

張錦華（1994）傳播批判理論，臺北市：黎明文化。

張錦華（2002）女為悅己者「瘦」? : 媒介效果與主體研究，臺北縣新店市：正中。

劉平君（1996）解讀漫畫城市獵人>>中的女性意涵，台北市：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維公（1998）〈習性（Habitus）與偶成性（Kontingenz）：P. Bourdieu與N. Luhmann的理論介紹〉，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26）：1+3-51。

Bourdieu, Pierre（1987）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rdo, Susan (1989). ‘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 A Feminist Approbation of Foucault’, In Alison M. Jaggar and Susan Bordo (eds.)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 of Being and Knowing. 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p. 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