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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即將結束，此時又是一個想想過去，望望未來的時節。但是，接二連三的統計數據公布與新聞報導，不禁讓人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內政部統計顯示，過去六年來，國內低收入戶戶數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六點五三的速度持續增加。主計處最新調查顯示，去年有百分之八十一點六的企業沒有調薪，而據官員指出今年的實際經常性薪資和平均薪資可能會是雙雙負成長。

對於前述荷包縮水和貧窮增加的現象，首先想到的是基層勞工的日子怎麼過？緊接著再想到基本工資為什麼不調？

我國的基本工資自八十六年以來都是一五八四○元，至今十年未調，但是同一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點三三，消費者物價指數共計上漲百分之七點四四；如果再觀察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九十年至九十四年五年來已上升百分之二十七點九一，至於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九十年至九十四年五年內卻下降了百分之十七點一。

前面的數字可以知道台灣基層勞工在物價持續上漲，而基本工資十年不調的情況下，生活卻是愈來愈苦了。

基本工資是一個勞動條件和勞工福利重要的計算基準，很多企業就以一五八四○元作為底薪和投保勞健保的標準，這已是業界公認的事實；而為數眾多的工讀生和部份工時者時薪的計算，外包和派遣勞工薪資的決定也都是以基本工資作為計價的基準；此外，三十二萬名外籍勞工的聘用也會依據基本工資的額度議約。

這些基層勞工總數至少百萬以上，十年來就因為基本工資長年未作調整而損失慘重，相對的企業的成本自然降低，而獲利空間也相對的增加。

基本工資十年未調升也顯現出勞工委員會的行政怠惰，「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早已訂定，就以九十五年為例，如果依照過去的調整方式，基本工資至少應該調整為一六五八○元，增加七四○元。

國際勞工組織今年八月間在南韓召開第十四屆亞太區域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如何為亞太勞工維持一個合宜或像樣的工作。目前台灣勞動市場的薪資結構已有兩極化的趨勢，技術、白領或知識勞工的薪水普遍較高，但另一方面無（低）技術、服務業或藍領勞工的薪水則普遍較低。另一方面，政府又有意的放寬非典型僱用型態，派遣、外包、短期或臨時僱用勞工人數持續增加，而這些勞動者大都屬於後者低薪的一群。

一五八四○元基本工資已趨近貧窮線了，必須立即調整，台灣在諸多項目上節節敗退之際，絕不能讓基層勞工連個起碼像樣的基本工資都沒有。

立法院十一日進行生育保健法的公聽會，此次公聽會最大的爭議點即在於：婦女實行人工流產是否應有「強制諮商」與「強制思考期」。

調查顯示有八成以上婦女，要的是婦產科醫師諮詢，而非諮商。我們認為，婦女自己如果覺得需要，當然可以在墮胎前尋求中立的心理諮商服務，但沒有人有權力「強迫」婦女接受諮商。國家不應強制婦女接受「以保留胎兒為目的」的任何「假諮商」。

心理諮商應是中立的，以個案為中心，如果有預設立場，意圖改變婦女的選擇或施予壓力，就違反了諮商倫理。而從實際面來看，台灣目前合格之諮商心理師人數不到一千人，除城鄉差異外，能否及時提供也是問題。

事實上，大部分婦女從知道懷孕到實際求醫，已經過至少八天以上思考時間，且當中也與家人、朋友，甚至專家們不斷反覆討論商量，所謂「衝動型」婦女不過是極少數。國家介入要「強制」婦女重新思考的規範，除了明顯歧視婦女做決定的能力之外，同時也否定了在婦女背後支持她的家人。從實際面來看，對許多弱勢或偏遠地區的婦女而言，強制思考期所造成的不便及對生計的影響，則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筆者認為，國家有義務提供並協助民眾獲得充分資訊，而這些資訊必須是完整、精確、易被了解，讓婦女可依據自身生活條件、身心狀況、價值觀等因素，以及在沒有批評性壓力下作決定，而不是用「強制諮商」以及「強制思考期」的規定來限制女性。

南港李家一家五口，三個月間，先後跳河自殺，震驚社會，這悲劇到底怎麼回事？極端的個案，絕不會是偶然，相反地，卻往往是各種條件匯聚的不幸結果。父母帶著年幼子女自殺的不幸事件時有所聞，但父母與子女都是成年人，卻結伴自殺，顯示這一家人覺得自己活得有多辛苦，對人世有多絕望！

除了健康因素，經濟因素是造成自殺的主要原因，而債務和失業則又是造成經濟困境的原因。李家長期失業，六口成人怎麼過日子，實在難以想像。失業的結果是沒有自己的房子，連個像樣的房子都租不起。放眼當今，台北市竟還有這樣的家庭，全家六口擠在幾坪大的空間裡，如果不是這起自殺事件讓大家注意到，恐怕還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吧。

台北市的房子越來越貴，裝潢越來越豪華，但越貴的房子越好賣，可那是有錢人的遊戲。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當然一切就都沒得談。若加上債務，更會讓人喘不過氣來。然而，怎麼會連一個工都找不到呢？可見景氣有多壞了。如果這個家庭成年人都能餬口，情況應該不至於這麼慘，事實卻是，他們都沒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可以一直找、一直找，但不斷碰釘子的挫折感，會逼人走向絕望，尋死的意念若缺乏協助，悲劇就難避免。

這類家庭，絕對屬於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卻眼睜睜坐視他們一家人連續兩次跳河尋死。沒錯，社工人員是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李家門口站崗，但既然是已經自殺過一次的高風險家庭，社福體系難道不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去關注，或讓社會資源協助他們擺脫困境嗎？至少要讓他們感覺不是孤單無助，不是沒人關心他們的。

李家五口的精神狀態如何，不得而知。五口跳河自殺的舉動，究竟是走投無路的無奈選擇，還是向這個社會最沈重的抗議，也很難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起悲劇絕對是台灣當前經濟不景氣，加上社福體系缺乏積極主動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社福體系的負擔加重，但資源會更有限，我們能理解。可是越是關鍵時刻，不也正是社福體系發揮功能，挑起責任的關鍵考驗嗎！

最近發生一家六口五人跳河的慘劇，社會局指那家人工作意願不高，而小孩的姑姑說並非如此，小孩在兩個地方工作都發生雇主不付應得薪資的情事。關於輔導機構的麻木不仁，個人有切身經歷。

個人雙耳聽力全失，惟具專業能力，擔任某廣告公司高階主管十年，五年前因老闆移民而辭職，又因受信任友人欺騙，失去所居房地。之後求職路嘗盡艱辛。

聽障人士可至就業有關的協會求職，便透過勞工局所屬某協會，請求媒合職務。協會就業服務員，不斷以洗腦方式告知本人，不要「肖想」以前高階主管職務；他說，聽障者，在聽人世界找主管工作幾無可能，不如尋求店員等低階工作。個人雖疑惑為何專業人才很難媒合，但也願從頭做起，讓雇主能有機會認識我的能力，便不求高階職務，由他安排。

不料一連串媒合的都是極惡劣的雇主。有雇主說好要進用又突然反悔，有雇主積欠半數薪資不付，最惡劣的是一家文教的雇主，工作期間不給任何相關工作的設備與耗材，還時常挖苦說：「你不是創意很強，就發揮創意變出來啊！」

該協會就業服務員潑冷水在先，聞知那些雇主惡劣行徑，不但不上報處理，反指責我：「一定是你哪裡做不好」。等我提出相關證據，他才無言以對。而雇主違反勞基法部份，就服員卻一再曲意迴護。

經過三年工作不順，終於領悟「求人不如求已」的道理，跳過該協會，廣發求職信，多次面試後，有兩家公司強力請我前往就職，於是選地緣相近的公司，三個月後便因實力堅強，升任創意總監，一年後，公司也成為業內第一的公司。該協會就業服務員，竟然跑來請求把我找的工作，業績算在他們協會上，偽稱是他所媒合成功，好上報勞工局，不由一陣透骨心寒。因本人個性寬厚，最後還是答應所請。

回顧以往，這三年中個人也有多次三餐不繼且無人援手，瀕臨自殺邊緣。協會與就業服務員沒有提供任何實質幫助，該員得知我有輕生念頭，也無任何協助，大有「愛莫能助」的意味。

任何新聞表象，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實社會不是這樣二分法，人們對當權者異常寬大，對弱勢又極為殘忍，許多援助不是太遲就是太過頭。公家機構面對全家六口五人跳河後，還依然推諉責任，自稱經常電話查訪，如同那位沒有實質作為的就業服務員。

我今日有幸不死，更上事業高峰，能感謝的對象竟然只有自己，而自己就靠這一股不認輸的怒氣，在沒有任何支援中撐了下來。

在高雄住了近五十年，一直自以為對高雄人的想法很了解，經過這次市長選舉之後，我必須承認，自己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

近十餘年來，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宛如巴西的「嘉年華會」，成為全民共同的生活中一部分，我不知道這是台灣人的「福氣」還是「災難」。有人說：選舉投票的設計，是為了和平解決問題；可是我們看到台灣今天的嚴重對立，也正是因為選舉而起。

這些政治主張嚴重影響台灣年輕世代的生活內容與教育環境，進而形成台灣人的「意識形態」，不知道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是否感到憂心？在他們操作政治權謀與努力維繫政治利益的同時，所有的台灣學生也都同時在學習與觀察。我深信許多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從政，可是他們的作為卻是不斷在加劇台灣教育環境的「政治化」。

該如何形容今天的教育環境呢？在台灣人民共同努力下（不是只有政治人物而已），國民黨威權體制已被完全摧毀殆盡，我們並不希望過去的生活與教育內容也完全被推翻，有許多是我們非常珍惜的回憶。只是我們看到今天的台灣，並不是當年我們希望推翻國民黨專制政權所期待的結果。我們不希望今天的青年學生再過三、四十年之後，才發現年輕的歲月都在藍、綠對立之中度過。

有人說台灣人的民族性格是「驚死（怕死）、愛錢、gen（很想）作官」（台語）。這一種民族性格是延續自清朝、日本統治、國民黨統治逐漸形塑而成。如今再結合台灣年年的「選舉嘉年華」，已經充分融為「台灣價值」、「台灣意識」的主要內涵。因為「靠對顏色」成為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這種政治活動對於教育的深遠影響，完全取代了傳統的價值觀念。選舉制度已經成了失控的機器，教育已經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希冀藉由高等教育達到向上社會流動的「舊思維」，已經在現實社會中被顛覆了。

電影「盧安達飯店」中，圖西族因殖民時期結束失去統治優勢，被人數眾多的胡圖族人追殺、嚴重對立；南非在結束白人統治後，「民主」帶來的災難到現在還是令人害怕。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的例子，可以給台灣借鏡。台灣何時可以結束對立的夢魘？

聯合報六日刊出余英時先生訪問錄。余先生坦言「以台灣的格局，一時出不了一流的政治人物」；台灣的政治太過情緒化，「太多渲染，藍綠都如此，形成兩極」。如果我們將上述這段話和最近「馬宋會」等無事生非的所謂風波放在一起看，恐怕真要感嘆「小格局出不了大人物」的困境了。但是，這樣的困境卻逐漸扼殺台灣的生存根基，當前的「鎖國困境」，已經正式引起了外商的憂慮和警惕！

美國商會在它最近出版的月刊中提出，台灣過去六年的政治體質不佳，已逐漸失去活力。許多關於兩岸的管制措施使台灣無法發揮在地理、語言和血緣關係上的優勢，更眼睜睜的讓外國對手超前。其結果則是：陷入停滯不前的經濟困局，使台灣逐漸變成亞洲的「邊陲地區」。換言之，台灣已經由於政治上的困境而進一步走向經濟上的鎖國，這正是「台灣邊緣化」的危機！

但是，這樣的「鎖國困境」，現在卻面臨進一步惡化的困境。行政院提出了「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查核條例草案」，這是在謝長廷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送交立法院的，目前被國親兩黨擋在程序委員會中。其適用對象，「由行政院會考試院定之」，確定將包括國防、外交、科技、財政、情治和大陸事務等領域的公務員，其查核範圍則包括官員本人、配偶、本人三親等以內的血親、配偶及一親等的姻親，「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日開放赴大陸探親後，曾在大陸地區或港澳，連續停留一年以上者」；或「曾在國外、大陸地區或港澳擔任其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職務者」。

很顯然的，如果此一條例真的完成立法程序，台灣的「鎖國命運」將會更嚴重惡化。其中政府官員本身，被列為查核的對象，範圍又廣及「三親等」的親屬範疇。若以台灣目前赴大陸投資、居住、工作人口已逾一百萬人計，恐怕只會有極少數的政府官員能免於涉及。這種株連範圍極廣的立法設計，究竟是國家安全法制化的周延考慮？還是「政治鎖國」內鬥困境的進一步制度化？

根據銓敘部官員說明，此一條例草案適用對象，將擴及政務官與民選首長，而不僅限於常任文官。換言之，台灣的選舉政治與政黨體系，勢將捲入此「政治忠誠」的持續追逐戰之中，而「戴紅帽子」的政治抹紅行動，也將甚囂塵上，而且永無寧日！

由此看來，余英時先生所謂的「台灣格局」，不但出不了「一流的政治人物」，恐怕還將進一步陷入「政治汙名化」的惡性循環和法制困境當中，讓台灣根本就走不出去！其結果則是，台灣不只是政治人病了，而法制和法治也將一體病入膏肓。所幸，到目前為止，台灣社會的自由化程度仍高，無論市場經濟或媒體自由，基本上仍在有效運作，如果「經過選舉換人，還有機會撥亂反正」。因此，台灣政治的未來出路，恐怕只有藉助「用選票換人做做看」這最後一途了！

梅嶺車禍造成嚴重傷亡，有四家遺孤更成為大家的關注焦點，面對社會大眾和媒體的緊追不捨，頓時讓個人哀傷成了公眾事務，但新聞之後呢？

筆者從事兒福聯盟九二一震災失依兒少的服務和輔導工作。長時間陪著一三四個孩子面對驟然巨變、走過死亡的幽谷，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們的無助、悲傷和無窮無盡對親人的思念，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大家一時的熱心和同情，他們需要的是很長時間的平撫和大家有力量的陪伴度過。

「當時真的好想跟爸媽一起走！」、「我好想爸爸媽媽，為什麼他們突然不見了？」我們永遠記得一個個孤兒們的無助和哭泣的臉龐。因為生活的驟然巨變，超出孩子可以承受的經驗，倖存下來的孩子跟我們描繪災變時的經歷，一幕一幕彷彿重現，以及有更多來不及的心願無法實現的遺憾，都造成孤兒在心裡很多的悔恨和責怪，因此協助孤兒重建創傷後的心靈，提供支持力量越顯重要。以我們長期陪伴這些孩子的經驗，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靜靜的、耐心的陪伴，跟著孤兒的步調，讓孤兒用自己的方式來好好悲傷、傾聽他對過世親人的哀悼，協助孤兒重新找回存活下去的力量。

「我曾歷經好一段不知所措的日子，好在有親友的照顧，給我一個新的家，費心讓我步入生活正軌中」。對孤兒而言，災難帶來衝擊太快、太大，突然的遽變，毀掉了過去生活建立起的安全感，造成孤兒對生活的不安、焦慮或緊張，讓孤兒處於創傷後的情緒，擔心災難再度出現、害怕與親人分離的恐懼裡，此刻，唯有在旁親切、溫柔的陪伴孩子度過創傷和悲傷時期。

當然，有很多社福資源可以協助孤兒遺族面對處理創傷和悲傷，當孤兒遺族有任何不適情形出現，如安置、就養、心理等，隨時可以與社會局聯繫，以尋求合適資源介入協助家庭。此外，也不忘提醒大眾能多給孤兒遺族們一些時間和空間，讓他們能好好悲傷、好好讓眼淚流出，用親友和社會的支持陪伴協助度過哀傷、接受事實，以面對未來的生活安排和挑戰。

白天行經鄉間，廟口膨風的年齡層已降低；地下道遊民及街頭乞討的人增多。夜晚走過公園，流浪漢圍繞四周，有眼神呆滯的孤獨坐著，有兩三人圍成一圈，或一群人喝著廉價的米酒，言不及義的談天說地，活在各自的世界。

公園裡有水有電，是免費方便的居所；同樣遭遇的人，彼此相互慰藉，他們早被社會遺忘；髒亂的衣服和臭氣的身軀，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這貧窮落後的現象，是曾經號稱「台灣錢淹腳目」的國家嗎？我們有炫耀世界最高的一○一大樓，也有到處流竄的遊民，真是一大諷刺。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去年家庭收入平均最高和最低的差距，首度超過五十倍，創下歷史新高。均富不可得，貧富差距兩極化更形嚴重，我終於認清了現實，莫怪治安不好、詐騙橫行，家庭悲劇層出不窮。

天寒冷峭，遊民將覓地避冬；尋常百姓「儉腸耐肚」，不敢亂花錢。金字塔頂端的高所得家庭，依然穿皮草、戴名表、坐名車，豪門晚宴不斷，古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象，重現自由民主的寶島台灣。

六年多來，陳總統說了十幾次的「拚經濟」，受益者除了第一家庭和大財團外，不知都拚到哪裡去了？配合獨派在世台會高喊「台灣國」，拚政治喊爽之後，民生問題依舊，經濟已難振興，如今媳婦將生產，還要不要再喊一次「拚經濟」呢？

今年是暖冬，人民沒有溫暖的感受，看著櫥窗的高檔產品，反而興起絲絲涼意，天氣不夠冷，景氣冷，心中更冷。

主計處統計，台灣去年家庭平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差距，超過五十倍，創下歷史新高。同一天新聞報導，政壇正流行「回春團」，紛紛組團赴日本打胎盤素，打一針的價格剛好是窮人家一個月的收入，兩相對照，令人不勝欷歔。

窮人的肚子或許不能和富人的面子相提並論，畢竟有能力的人花錢找春天，是他的本事。可議的是，有些民代出國打胎盤素，竟然是為了「消化」預算，拿人民的納稅錢去「養身做臉」，民脂民膏，浪費到這般田地，政治人物還要說這也是「歷史共業」嗎？

這幾天氣溫驟降，日暮時分，又看到那個經常「超載」的婦人，頂著寒風，弓著身子奮力踩著腳踏車，後面載著幾綑舊報紙，前面吊掛幾包保特瓶之類的回收物，天冷風強，一個重心不穩，差點和一部轎車擦撞，轎車司機探頭罵了幾句，她停下來，不是要和司機理論計較，無視車道如虎口的危險，跑去撿拾掉下來的瓶子，把它看成比性命還重要。

我們的社會底層確實活在「肚子扁扁」的困境中，沒有希望，不知苦日子的盡頭。當升斗小民不得不縮衣節食，有權勢的人卻罹患「暴食症」，直到「健康檢查」報告出爐，紅字斑斑，代誌大條。胎盤素是否真的可以「回春」，見仁見智，可以確定的是，把「裡子」蹧蹋得一文不值，就算仙丹妙藥，再如何修復「面子」，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