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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code）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所共享的意義系統，由符號和慣例規則共同組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慣例或是約定成俗之事，都是「符碼化」的結果。顏色成為符碼，就如同在凱格蘭大道上舞動的，甚至遠出到其他區域，信念在期間竄動，所以推著娃娃車的人、坐著輪椅出席的人、連路都走不穩的人、不會使用螢光棒的人、整路穿著雨衣的人，能夠同個時間出現在時大雨、分小雨的「圍城」現場，實質性的遊走在馬路上，象徵著圍攻了「總統府」，再進而構連為「阿扁下台」，情緒翻滾著，同著符碼翻滾著，繼續往前進。

        紅色可以被解讀為「危險」、「熱情」、「溫暖」，而今被解讀為「憤怒」；「紅色」為「符號具」（signifier），「憤怒」為「符號義」（signified），「紅色-憤怒」在美國語意哲學家Peirce的說法裡頭，瓦解了「意識型態」操弄的單一面向，這群人民走上街頭，本身就是操弄、依附著「意識型態」，是主體，同時也換置成為客體，應和著口號不表示失去自主性，也並非全然的「自主」，而是Gramsci所謂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繼續玩耍著。「符號具」本身沒有任何意義，頂多也只是現象，是因為「符號義」加註之後才顯得有其意涵，Barthes進一步的解析「符號義」，將其分為兩個層次：「明示義」（denotation）與「隱含義」（connotation），就如同紅色，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隱含義」，過馬路的時候，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過這樣的解讀並不等同於行動，因為不遵守此規則者，還是「繼續通行」，這也有城鄉差異以及車輛多寡的關係。

        但是，不管是Peirce或是Barthes巨細靡遺的分析並舉例「符號」背後的分析架構之後，卻還是比較著重於「符號」本身，卻沒有說出「共享」、「溝通」的模式，Eco提出了「符碼」的概念，符號義並非僵固不變的，每個行動者也並非同質性，因此對於行對的參與、選擇、詮釋以及意義是有其「歧異解讀」（aberrant decoding）的情況發生，指的是因為文化定義不同，造成譯碼與解碼的結果不同。所以「紅色」會因為不同時間、文化、場域而有不同的意涵。

過去（或許未來也有可能持續）有些政客一直囔著「意義型態」迫害，但是卻不曾察覺或是故意忽略自己本身也是操弄著意識型態佔有「政客」的位子，例如一直以「政治迫害」作為辯護律師，或是將「政治」明示與隱含為「衝突場域」或是早已經過時的「二元對立」手段，所以才會有人說出：「『倒扁』是中國的同路人」、「紅色代表著共產黨」，被賦予貶抑與有問題的標籤，等同於「不愛台灣」，「不愛台灣」也不等同於與「愛台灣」對立，並竟愛或不愛都是複雜的情緒，若要找到與這樣情緒相互對立，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台灣」是甚麼？是地理位置？是認同？還是我們自己的想像？「台灣」會不會剔除地球儀上的位置與定義之後，其實是不存在，大多存在於我們的符號系統當中，那「愛台灣」又是甚麼呢？某個層面來說，只是在消遣或是流離失所的時候，有個想像能夠依岸，或者是「區隔」、「貶抑」的技倆，若為如此，「愛台灣」是被某群人定義與歸類所壟斷的事業。

車廂的紅色衣服比外頭還多，警示聲音作響，跨進捷運班車，才發現我昨前方座位的人頭上榜著紅色布條，戴著米白色帽子。我後方的中年男性，戴著紅色的帽子，三角眉毛、紅色的背包、手裡拿了把紅黃相間的雨傘。

        右前方的欄杆有個穿著白色襯衫的男性，拿著疊「第二屆台北牛肉麵節」的紅褐色置底的文宣，與另一個被前方北一女學生遮住半身的留長頭髮的人聊天，北一女的學生與旁邊留著斜邊瀏海的建中學生聊天，男生嘴裡囔著不要，周圍的聲音紛雜，很難聽清楚前後內容。拿著紅底文宣的男性說：「這是政策問題，政府不做，我們自己來做。」

        十一點方向有個身著紅色衣服，推著嬰兒、留著學生頭的女性，七點方向的座位站起一個身著靚紅衣服的人，拉了拉那位女性，意示她入座。

        班車駛進台北車站。車內的我，看著車廂外紅色眾分，靛紅、深紅、橙紅、靚紅，有的人頭上圍著紅色螢光圈，還有急切趕著上車的人，上樓梯、下樓梯的人，我順著手扶梯，以著左方往前走，準備換淡水線到景美剪頭髮。我往首扶梯右手看去，有的背包上貼著本不是專設計在背包上的貼紙，貼紙上有倒著大拇指的手佔去圓形貼紙的七成，立於中央。

        「淡水線往右邊！」倚靠牆邊的警衛喊著、拿著廣播器的服務員唱著，前頭的人慢了下來，我也緩下來，後來不得不停下來，搭乘淡水線的人實在太多，我索性慾搭公車到景美。

        走在館前路，後頭有許多綁著紅布帶的人群，前頭聽到振耳的口號。我走到開封街搭251公車，候了兩分鐘，沒有公車入站，索性就往人群走去。沿著館前路走到公園路，紅色是眾樹，有的人穿白色襯衫、紫色套裝、學生制服，口號隨著我走到的地方不同而有所更動，有時持中文，那時持台語。

        公園路旁有的人就站在遊行隊伍外圍，有的那聲呼喊口號，有的自己喊著不同於其他人頻率的口號，有的拿著電話與那端的人確定所在位子，有的人在隊伍裡頭尖叫，有的人坐著輪椅，有的人推著嬰兒車，有的自己走著，有的拉著旁邊的人一起走，我逆著隊伍的方向，本想走到臺大醫院捷運站入站到景美，但是捷運站外頭溢滿了人，站口與臺大醫院舊院區一帶都是人，我轉進常德街，有群人喊著：「維護憲法，支持秀蓮！」

        「這要怎麼用？」中年男子問旁邊的女性，我接過紅色螢光棒，折了折，中間亮了，我再告訴他們折了就能用了。

        再往前走，放棄臺大醫院站入站的機會，寄望中正紀念堂站的入口能讓我不需要穿越人牆，輕鬆進入捷運站，現在時間是晚上七點，距離從敦化站入站的時間已經度了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