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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名受虐小孩，日前上網向兒童保護機構求援，不料求救信誤寄到南半球的澳洲。但繞過大半個地球，看來茫無頭緒的訊息仍然奏效：許多組織通力合作，受虐的孩子等到救援的加拿大警方，生命因而改寫。

這樣的事情，在台灣只有苦情對照版。受虐童的母親求救數次，卻未能保住孩子一命。媒體原本聚焦於嬸婆的狠悍，打小孩以要脅保母費已是駭人聽聞，她的壯碩身材更增戲劇效果。近日，輿論把箭頭轉射疏忽的社工，批她冷血、鬼混。

但深知台灣社福人力與經費窘境的人都知道，一名社工承擔不了那麼沈重的指控，把責任都推給社工也不符合比例原則。

學者根據民國九十四年發生的各式家暴、性侵案件、及社工的處理能力推估，台灣需要處理家暴及性侵的專責社工約一千兩百名，但實際上，我們僅有三百廿五名社工。其間的鉅大落差，再熱情、能幹的社工也是無力招架。就算去年六月起，中央補助地方增聘三百多名社工，看來仍是杯水車薪。

過量的個案負荷、業務包山包海、流動率高而缺乏經驗累積，面對複雜的家庭暴力，誰能寄望一名約聘社工就能解決個案所牽動的整個家族經年累月的難題？整個制度設計又給了社工怎樣的後盾與支援？在人少案多的情況下，以電訪代替家訪，先查危急個案，都是常見的權宜，不合專業也是無可奈何。但只要一個判斷失準，許多邊緣求救呼聲就會被吞滅。

不論是公部門的施政不力，或資源分配的失衡，這些上層的問題，最後卻要由公務體系中最底層的約聘社工來承擔，這好比要小螺絲釘支撐起整部坦克的重量，是不成比例，也是不合理的。社會大眾在指責社工冷血之外，其實更應向這整個失衡體系的高層設計者去追討公道。

請政府施政回歸基本面，給人民好的生活，減低家暴源頭誘因；再給社工員合理的工作環境，給予合理的社工人員配置，別再讓超量工作的社工成為社會悲劇的眾矢之的。

近來學術界因論文涉嫌抄襲及掛名論文涉嫌抄襲等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掛名涉嫌抄襲論文共同作者的國科會主委為此辭職但獲慰留。其實這些問題只是冰山之一角。

例一，一位任職高中的朋友，幾年前就讀南部一所國立大學研究所四十學分班。這位同學文學底子深厚，花了相當多心血寫了一篇自認不錯的小論文，交出去不久，任課老師要她再做補充。這位朋友認為這篇報告不論質與量應該比其他同學更高一籌，故拖延一陣未再修改。想不到任課教授又叫她去訓話，板著臉說：這門課的分數，妳打算不要了？我這位同學相當惶恐，趕忙快馬加鞭連夜趕工加以潤色及補充，將修訂稿交去。

她後來考上另一所國立大學碩士班，考量碩士論文題目時，想起她那篇嘔心瀝血的報告，希望將之擴充鋪陳為碩士論文。當她找尋相關資料時，竟發現這篇小論文成了那位教授偉大著作的一章，而且那位副教授已升等為教授了！

例二，當本土意識蓬勃發展，大筆經費挹注在本土研究這塊區域，許多大學教授爭取到泰半的經費。但由於以往受的是大中華意識的學術背景，對於本土這個區塊是陌生的，於是這些學閥成了總承包商，而一輩子關注鄉土默默耕耘的文史研究者成了下游小包商，或廉價文字工，甚或免費義工。

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一位長年耕耘、關注斯土的文史研究者，他的文史研究一直無法出版。他過世時，幾位朋友去整理他的書齋，家無恆產，僅餘整坑滿谷的書籍及文稿。這位一生不娶，奉獻鄉土，大半輩子在貧病交困下過日的文人，走的時候很平靜，甚至是帶著笑容的。他的畢生心血最後都得以出版，雖然掛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某國立大學教授的名字，然而他卑微的心願達成了，他的畢生心血得以問世。而那位大學教授也因匯集不少類似我這位朋友者流之研究成果，目前已是一所國立大學台文所的所長。

例三，教授掛名的不僅是論文，還包括社區營造及產業等多元領域。以雲林縣某知名景點的「雲林文學步道」為例，黑色大理石上面鐫刻著「雲林縣當代文學家年表」，然而其中卻有誤謬。而這長幅大理石刻文末端落名者除兩位教授外，最末綴名者為一研究所碩士，看來主筆者為這名碩士。以此為例，掛名者是否應負監督之責？

一個來不及長大的生命無辜地消逝，施暴者是嬸婆，社工被稱為「幫兇」？而日昨桃園還發生全家以死來爭取「福利」，幸好沒有造成不幸，否則一個執行社會福利的社會局，可能會被稱為「殺手」！

近年來兒少保護案件激增，去年一年全台有一萬二千件，且仍有十餘孩童受虐死亡。低收入戶人口全台也增加到九萬戶有二十二萬人之多，八年來翻了兩番！儘管各地方政府社會局都擁有一批社工員以及成立家暴中心，中央也統一了「一一三」二十四小時救援專線，釋出「大溫暖」利多；但民眾所看到的，似乎公部門只會在不幸事件發生後，對受害者進行輔導、救助、安置與預防「二度傷害」等事情？

雖然每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但分析虐童案件的施暴者，除了親生父母之外，主要為繼父母、父母同居人以及保母。公部門若能累積此經驗建立「高風險資料庫」透過社工訪視發掘潛在危機，並判斷介入的時機與服務輸送的內容，即可發揮部份預防效果。

然保護網不論多嚴密，並不能保證能終止「意外」！一旦不幸事件發生，社工仍需被檢討，主責部門也應扛起責任；但民眾實不需要窮追猛打，讓社工為千夫所指，這種壓力會讓有心從事社會關懷的年輕人卻步，社工素質如何提升？

如果我們從更上位的角度來看兒虐事件，不論是成為親生父母的出氣筒，或是因為媽媽不得已再婚或同居，或是將小孩受託給不良保母，是不是都和家庭破碎、親職功能不彰、生活貧困或失業有關呢？遑論日益增加的「新貧階級」，更是經濟環境惡化的直接受害者！

社會福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平衡器，不能過於討好與矯情，而需要從結構著手來建構永續的安全網。尤其社工員被期待作為現代家庭的守護者，卻無法替代家庭的功能；在許多時刻家庭危機的解除，鄰里親朋的關懷或通報，效果勝過社工員的接觸；而困境家庭若能努力向上，社會福利才能發揮脫貧效果。政府若有能力，大家都希望放寬門檻並增加福利內容；可是若沒有振興經濟解決結構上的問題，結果是挖了東牆不一定補得了西牆！

處於家庭功能式微的變遷社會中，一位社工員或許才剛從大學畢業，在面對日益複雜的家庭危機時，常常躊躇在介入的程度，或面臨分散一個家庭與否的矛盾。這一切似乎都不是課本與法律所能提供的答案，往往只有看事情後續發展，才知道當時作為的「對」與「錯」！當然，社工員素質會良莠不齊，政府資源也有限，但絕不可怠惰，因為家庭危機不是悄悄形成就是一觸即發。

最後，懇請社會給予默默耕耘的社工員基本的關懷。也提醒大家，當社會承平之際，社工員的努力是很難被察覺的，一旦有事發生，他們卻要承擔最大的責任，所做的一切也都會被一一質疑；從近日蘇院長的談話，相信他最能感受到社工員的心境！

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工幾乎也變成職場弱勢了。

我曾經為一個貧窮單親家庭的國小男生需要多加關注，拜訪距離僅數十公尺遠的當地里長，請他協助經常就近去看看孩子，跟家長打個招呼講兩句話表達關心。里長太太卻不耐煩的說：「這種事也要找我們喔？」後來里長家仍然沒有理會那個病弱的父親和四個孩子…

我的生活經驗是：經過多年的改進，網路的便利，都會地區，特別是台北市政府及各行政中心、市議員等角色，與民眾的互動往往是頻繁而有效，里長已經沒有多少功能，里民對投票選舉也不熱中。而社工工作過度繁重，很多社會角落沒辦法顧及，市政府應該要求里長、里幹事分擔一些這方面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