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韜、廖健伯
這六年來台灣經濟成長率每下愈況，失業率卻步步高升，不論每人所得與出口金額，均淪為四小龍之末。見證台灣繁華落盡的直接事例，蓋為人才外流、企業出走。分析人才、資金外流的論述很多，本文的重點放在執政者對特定人士與企業的高度敵意為因。這種敵意來源複雜，於今為烈。
目前上百萬人滯留大陸，三千億美元之資金投資於彼，多數企業用各種方式出走。中芯的張汝京被迫放棄國籍，聯電的正、副董事長被起訴，聯測併入新加坡UTC，日月光則選擇出售給凱雷集團，旺旺減資至幾乎零蛋，光寶減資三十％，瑞昱減資五十％，瑞智的董事長被通緝。今年在台灣上市家數為個位數，在香港上市則有台商三十七家，進行明年上市的更已有五十二家。類似名單，族繁不及備載。
投資環境持續惡化，企業被政府的鎖國政策推到懸崖邊上，實已走到生死存亡的關頭，被逼加速出走。日月光是台灣半導體封測產業的第一大廠，市值超過一千五百億，如今在台灣下市，從此變成「外商」，不但影響國內股市，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居全球龍頭的角色當然也是一大衝擊。
相對於國內投資不振的現象，企業以出走為因應手段，或換國籍以外商身分出現，主要還是為迴避政府過多不必要的管制。其中又以企業投資大陸以百分之四十為上限，被視為政府逼業者束手待斃的致命枷鎖。業界為此向政府請命者不知凡幾，焦慮於全球布局時機不再的「燕子飛近又飛走了」的感嘆也不知多少回。
現在跨黨派立法委員要聯手提案放寬投資大陸上限，可見此議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超藍越綠」的。但問題正出在這裡：仍有人不肯放棄將此一議題政治化的機會。大陸投資政策被執政當局綁架，從來無法回歸到經濟議題的層面就事論事。
其實，如果愛台灣，怎麼會眼看本土企業換國籍而宣稱經濟前景樂觀？怎麼會一手堅持鎖國政策，卻又對海外私募基金非以長期經營為目的地收購本國企業樂觀其成？
論者或以為這是政府政策不當，口是心非地變相允許企業出走。實則，政府其實阻擋不了，但可加諸種種困擾，干涉企業的營運，以致企業不得不作此選擇。企業走了，工作機會就走了，所得也走了。古人論為政，講究是恫瘝在抱，說把老百姓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一般。如今雖不能及此境界，但至少不能對自己的人民懷抱敵意吧。
（韋伯韜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金組召集人，廖健伯為中華公共財務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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