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郎/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高雄市)

日昨北縣再傳人倫悲劇,單親家庭母親失業後,在負病和生活困苦的壓力下,攜女走上絕路,此為當前社會中的典型弱勢者尋短事件,難道我們果真無法齊力阻止類似悲劇再發生。

悲劇一再發生,顯然相關政策不符社會實際發展,脫離了民眾現實需求;或者各級政府仍按過去行政作業方式。或明明預見民眾對社會福利需求增加,但社福預算的總額和結構卻無甚變動,在此情況下往往是社工人員人均業務量的增加,結果造成最有需要的弱勢民眾卻無法得到支持。

關注民眾自殺的問題,還必須從扁執政後所形成的高風險社會對民眾生活的壓迫來進行探討。

譬如,當住房租金竟接近基本工資,最後壓得人們走上絕路時,直接該檢討批評的就應是當局相關的住屋土地、勞動就業與工資所得的政策。本來,針對中下層民眾的需求,特別是社福支持的對象,本應是提供給低廉的公共租屋、國宅,這向來是社會福利政策的重點項目之一,但是公共租屋政策向來不被重視或短缺,並且往往是需求者和使用者不一。結果,房租成為生活費的過重負擔,住房問題成為城市薪水階層的大問題。

形成此問題的因素固然不少,但民進黨政府近幾年來的施政偏向和錯誤卻難辭其咎。北、高等城市發生多起失業者最後付不起房貸房租,最後房子遭拍賣或尋短者。整個勞工階級也因當局的勞動彈性化政策使得工作與所得呈現不穩定,失業者增多,欲再就業者多僅能尋得契約工,讓上述問題雪上加霜。如何在此高風險的社會中提出積極面向弱勢者,讓其真能感受到溫暖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支援,已刻不容緩。

【2006/08/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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