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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為抗貧所做的努力付出，使他榮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可說實至名歸，引發大家關注與讚揚也是自然。他推動的抗貧方案──鄉村銀行──確實值得有志者效法。

    且不論運作細節的差異，尤努斯為貧戶提供的金融服務，和台灣民間早有的集資機制──「互助會」，有著類似的社會基礎──信用。台灣早年正式金融機構駐點尚不普及，「互助會」在因應個人急難與籌措小額資金方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過，隨著投機風氣日興（如民國七十年代起大家樂之類的簽賭風氣），以及人口地理流動日趨頻繁，這種民間集資的互助活動慢慢成為非正式金融體制裡的地雷，倒會事件頻傳，漸漸失去應有正面的功能。如今，只有在彼此仍共處在具有充分信任感的網絡中，或憑藉特定組織對成員仍有相對約束能力之下（如學校、行政機關的雇員之間），人們才會願意參與這樣的金融互助活動。

    提出以上看法倒不是在慨嘆往日美好時光、人情信用一去不返，或者從根本否定尤努斯鄉村銀行在台灣的可行性。因為即使所謂更先進的美國，也會有類似的脫貧行動，問題癥結不過就是：如何恢復或重建這種機制所需要的社會基礎──信任感，尤其是在對此有特別需求的弱勢者之間。

    其次，台灣不是孟加拉。把貸款拿去養十幾隻雞鴨，不足以養活一家老小。我們不能過度天真地以為，只要讓窮人取得貸款，他們自有所需的技能，並會找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失敗的投資就會變成無法償還債務，成為互助銀行的呆帳。因此，教育訓練其實是所謂「先進國家」推動類似方案的重要配套。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教育訓練不只是傳授特殊技藝（如成人才藝班），或培養所謂先進技能（如職訓班）。它必須考量，未來的貸款人都將是經營個人小資企業（好比小的社區型清潔公司、個體型的社區托育保母）的主管，而不是職訓之後投入勞動市場的求職者，因此他們需要經營管理的訓練，需要具備規劃、行銷的能力，並懂得如何在市場中為自己找到發揮所長的利基。

    此外，教育訓練還有個重要的附加功能：為未來連帶保證人建立互信的基礎，甚至為未來個別小企業，提供相互支援、交工、聯盟經營的可能。換言之，這樣的教育訓練差不多就是「窮人的EMBA」：提供機會讓學員認識未來同業、跨業合作的夥伴──除了沒有像大老闆們一樣取得學位之外。

    如果類似尤努斯的方案要在台灣生根、推廣，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金融老闆們的良心發現，不只是「窮人的自尊」、「找回過往質樸的人心」，我們更需要的其實是一套不同於目前職訓、成人才藝、補校體制的（成人）社會教育訓練體制。

    （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