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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4  中國時報
曾貴海、郭峰淵

 

    後殖民台灣在經濟上曾有一段「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輝煌成就,在政治上也有在短短數年中完成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成果,在生活上,更充斥著各式各樣西方先進國家的商品及科技。可惜的是,二○○六年的台灣,卻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停滯不前、甚至退化。

    這狀況有如一突然賺錢的暴發戶,雖然家住億萬豪宅,出入朋馳轎車,手提LV,並使用手機電腦網路等現代科技,但卻經常犯了開車肇事、壓榨員工、詐欺客戶等等錯誤。面對這樣的一個暴發戶,我們知道除非他願意放棄對豪宅、名車、名牌及科技的依賴,並誠實檢視自己的缺陷以求上進,否則將無法脫離一再犯錯的惡性循環。同樣的,徘徊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台灣,若不全面清查、批判殖民歷史,也將無法成功的轉型為現代的民主人權國家。

    因此,我們若問誰該為台灣改革肩負起最大的重任,答案不是任何一個政黨、媒體,而是學術界,尤其是引導社會思想的知識菁英們。法國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對知識與權力的研究告訴我們,知識乃是滋長權力的養分,權力又是形塑知識的力量。而今天台灣有權力極度腐化的現象,正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失敗。當享有權力的知識菁英挾持其西方學術權威的光環,但卻無視於台灣後殖民社會的病態心理,主導台灣各種政策的制訂,這是使得台灣陷入當今自我殖民的困境的主因。

 

    例如,在教育上雖然引進了西式教育理念,但考試成績仍是唯一衡量學生成就的標準;在醫療方面,雖購置最新的科技,但醫生的指引仍然不敵求神問卜的結果;並且,在經濟上,盲目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結果,只是使台灣成為美國跨國企業的衛星工廠而已,使得美國享有比以往殖民者更大的力量。更糟糕的是,知識菁英所一手主導的世界一流大學計畫,已使得台灣學術界為了追求SSCI、SCI,而淪為美國學術的附庸。

    這些亂象意謂著今天台灣社會雖然表面上已穿上西方文明的外衣,但本質上仍因循著舊有的價值體系。換言之,當代的台灣,就有如一個剛獲自由的奴隸,卻想要以過去主人的標準來證明自己的優越,當代台灣也企圖以過去殖民者所遺留的價值觀來證明自己的偉大。所以即使政黨雖然輪替,但新的執政黨重覆了過去政黨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使台灣陷在自我殖民的輪迴之中。

    因此,台灣社會必須進行「創造性的毀滅」,全面性的檢視殖民歷史所遺留的創傷,並建構新價值體系。在殖民時期,生存的意義僅在維持生命的存在與延續,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社會,生存的的意義在創造生命價值。在前者,人民因貪婪及恐懼而自我奴役;在後者,人民則因樂趣及熱情而追求自我實現。

    然而,不管在殖民社會或在知識社會,道德都很重要。在前者,道德是被用來懲罰與馴服受殖者,而在後者,道德是一種自動自發、自我規範的力量。兩者是截然不同的道德標準。唯有透過殖民歷史的全面審判,我們才能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及社會秩序,而適合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政治、教育等體系也才能因應而生。

    我們認為,台灣知識菁英的無能與怠惰導致了台灣今日困境。所以,我們誠摯的邀請學術菁英,如果你真有道德勇氣和歷史使命,有公平的良知,請以泛歷史的道德,作全面性的反省和批判吧。

    (曾貴海為醫師、前南社社長;郭峰淵為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前南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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