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2  中國時報 
胡晴舫
  政治,在台灣,不再是政治;而,是宗教。自從陳總統及其家人涉嫌貪腐以來,台灣社會便開始一連串「民主」對陣。國慶日之後,民氣向來非常可用的台灣社會所要處理的,不再是如何各方表述,也不僅是互相聽見,而是我們的五顏六色究竟要畫成一幅傑作,或不過是不小心打翻了一堆顏料桶。

    政治本來有點像家庭主婦治理家務的哲學,如何去照顧及滿足每個家庭成員生活上的不同需求與期待,這需要協調的智慧、經濟的頭腦和公平的原則。這是一門龐雜瑣碎、但並不神祕的學問。而今,台灣每道顏色都不願當呆板的家庭主婦,只想走舞台華麗路線。與其在國會慢慢在法案條文上角力,不如直接上電視爆料或上街抗議。

    因為,正常,其實很無聊,使得大部分人都覺得家庭主婦不如革命分子來得性感。不斷在電視機前滾動的台灣社會,令人產生虛幻的歷史感,提醒你人還活著,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能在有生之年能站在歷史的浪頭。

 

    就在這些戲劇化的時刻,一次又一次,為了製造歷史的張力,呼喚自我犧牲的高貴感,所有的思辯理念不是落實成政策措施或法律條文,而是濃縮成一個手勢、一個口號、一個符號、一種顏色,只為了強調一道念頭。就為了這道簡單有力的的念頭,我們所有人都拚了。

    台灣社會不能對話,並不是我們不懂民主法則,也不是我們不尊重多元,而是我們個個都「單念化」。我們所有的政治熱情,往往都被一個念頭──就那麼一個──驅動著,奴役著,使用著。從本省外省、台獨統一到今日的倒扁挺扁,都是訴求專一的念頭,像根細針頭,勇猛向前刺,卻只能刺出一個小洞。

    單念化的結果,就是我們不再是獨立理智的公民,而成了純情易感的教徒。政治理念不再是反覆修正的法律條文,卻是不可質疑的神聖教義。黨派成了教派,領袖成了我們的救世主。他去哪裡,我們就要形影不離地跟隨。有人要推翻他,就是跟我們集體過不去。

    教派跟幫派不同,幫派畢竟還是在做生意,意思是他們也會依照形勢利益而聯盟、談判。教派卻力保清高,不與人結盟,非我族類決不可取,就算旁人有相同的理念,也不許魚目混珠。如今對話不成,也是因為教徒性格多少都帶有道德優越感,無論是所謂正統本土或都會中產,即便彼此有機會對話,態度不免流有嫌惡對方的暗示,肢體暴力不過是語言暴力失控後的結果。聽不下,也不用聽,就是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對話模式。

    由於民眾不再是普通的政治參與者,無論國家法律說什麼,民眾都不會接受。對教徒來說,救贖從來不是由人為制度所給予的。不接受塵世的束縛,不容忍現實的妥協;因此,教徒也不必自我檢討,因為有我的上帝作後盾,我作什麼都對,別人都不對。別人抗議就是擾亂國家安定,自己上街都是為了民主正義。

    真正會為我們的教徒性格付出代價的人,不會是陳總統或馬主席還是施先生,而是我們自己。他們想被歷史記住,代價是我們的正常生活。教徒只為來世而活,把希望寄託在單一奇蹟,以為只要奇蹟發生,萬事都將順利解決,卻忘了現世的幸福向來只能在現世的生活基礎上解決。上帝降臨,之後,台灣還是需要水電、高鐵、就業率跟公務員條款。

    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快感的寶島社會,其實,還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譬如我們的用水。台灣高山險峻,雨水直奔大海,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水,先拿來製造半導體、電路面板;其餘送至家庭用戶,途中,因為水管年久失修,再流失百分之五十。當韓國已能處理百分九十的廢水,台灣只有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九十直接排放到自然環境,使得台灣海拔三百公尺以下的水質都不能飲用。

    改善水質、翻修水管、處理廢水,需要提高水價、增加成本、協調管道經過的土地建物,因為政黨顧慮選舉,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業務不如上台喊句民主萬歲來得省事光彩。能源儲量,產業外移,社會治安,國際外交,都不是一次爽快的政治高潮所能解決的。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英國政治學者柏克寫道,「我應該推遲我對法國新自由的祝賀,直到我確知了這分自由已經擁有了政府,及公權力,及軍隊的訓練與順從,及有效徵收並完善分配的稅金,及道德與宗教,及財產保障,及和平與秩序,及公民與社會的規範。」因為沒有了這些,這分新自由只能是「嘉惠」,而不能持久。

    當政客名人要求我們給他們所需的「民氣」,每一個握有選票的台灣民眾都應該思考,明天。明天之後,誰來保證乾淨飲水?誰來思考產業轉型?誰來保障婦幼權益?誰來提高青年就業率?誰來研究兩岸政策?

    政治人物不是神,我們應該用俗世問題去考驗他們。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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