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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讀中國時報民論版面，瞥見並細讀劉競明醫師〈三天思考期 有那麼嚴重？〉一文，對於「三天思考期」的議題提出說法，發現劉醫師所執行的「猶豫思考期」並非以母體以及胎兒雙方益處進行考量，而是有強行的預設：胎兒優先。筆者認為胎兒優先這件事，並非需要討伐，而是原先預設立場，可能以「道德勸說」遂行，卻不是以「專業」與「全盤」考量找尋「最佳利益」之可能。

有不少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揚旗抗議《生育保健法》修正草案，除了提到「女性主體性」以及「政府國家合法性所應付的責任」，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即是：「不具性別意識」與「缺乏多角的專業評估」的諮商過程。我們借鏡國外諮商的經驗，像是瑞典是在婦女懷孕十八周、新加坡是懷孕十六周以後去諮商，這些諮商是不設有道德導向，而是中立諮商，不能影響婦女做決定，這也就是為甚麼某些NGO認為此修正草案萬萬不行，就是擔心這樣先入為主的諮商過程。

認為該修正草案不妥的NGO提出各式各樣的數據以及不同理論論述，並不是鼓勵或是贊成墮胎，而是拉出至少兩條軸線進行討論與倡導。其一，懷孕者至少經過四天以上的思考期，如今這樣的「強制性」實則無必要，甚而有弱智化懷孕者以及共同決定者之嫌，這樣的規定實質上為「檢查制度」。其二，政府應當有完整的配套政策，而非再次將「養育責任」歸咎於個人／家庭，新生兒為未來勞動力，勞動力創造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穩、文化豐沛等，只是政府還是沒有意識到：「養兒育女並非僅是媽媽或是爸爸個人的事，而是國家大事」，當人民有意識地不願意再生育，這不是個人責任歸咎問題，而是社會結構的問題，並且與政策制定不足共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