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盛
墮胎是複雜的社會、法律、醫學問題，婦產科醫師扮演的角色是相對微小但又權力巨大，他們的困境就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是生，還是死？」因為法律雖然賦予女人墮胎的權力，但面對每個複雜不同的醫學性個案(如畸胎、母親病危)、法律性個案（如強姦、家暴、亂倫）、社會性個案（如不想要的懷孕；像避孕失敗、經濟因素），醫師常常不知所措，乾脆「違法」拒絕婦女的請求。
多年來我領教了一些醫師的兩面手法，他們執行有些墮胎案例，有些則拒絕。執行或不執行的標準是醫師或機構自己的價值觀點，但很多的情況根本是混亂的倫理抉擇。
為什麼強制的三日思考期與強制的諮詢是惡法的原因，就在於強制的結果，並無法改變低迷的台灣生育率。政府應該提供的是和善的養育環境，而不是通過更加箝制的墮胎法。許多團體甚至醫師往往誇張每年墮胎數目到三十萬，甚至六十萬，但現今台灣每年生產數只有二十萬，這種誇張的估計是曲解事實別有用心，目的在造成一種台灣女人把墮胎當避孕的氾濫假象，一旦以尊重生命的大旗通過緊縮的墮胎法，馬上可以收割這溢出的數十萬，說成自己的功勞。
臨床經驗上不乏許多要求墮胎者，即使法律賦予她墮胎的權利，卻一而再，再而三遭到不同醫院診所的拒絕。在英國墮胎法律規定醫師可以良心理由拒絕墮胎，但這種良心必須有誓詞證明，不能形成選擇性良心。就法理而言，台灣「墮胎法」修正草案應加入類似條文，否則法律賦予女人墮胎的權利，卻一再遭到醫師「違法」以不同理由拒絕，求助無門。
每個選擇墮胎的故事都不相同，墮胎是婦產醫師很常面臨的問題，但也是婦產醫師教育訓練過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環。困難之處並不是醫學技術層面，墮胎也比自然生產安全十倍以上，墮胎的困難在於社會與法律層面。在尊重生命與尊重選擇的拔河中，並不容易劃出一條清楚的線，但是女人生育的自主權應該比較清楚，理當受到更多尊重。
（作者為馬偕醫院婦產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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