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veman Bulletin。mix

七二六記者會發言稿（四）

黃長玲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在這個地方﹐曾經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威權時期遭受國家暴力的侵害﹐因而犧牲生命。當時的受難者既有本省籍﹐也有外省籍﹐既有追求台灣獨立的人﹐也有嚮往與中國統一的人。對於這些受難者生命史的理解﹐使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從過去到現在﹐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其實一直在族群與統獨這些艱難的議題中困勉而行﹐我們今天在國家認同上的困境以及族群關係上的傷痛﹐其實是歷史的延續﹐而從過去到現在﹐為這些困境與傷痛帶來希望的則是對於民主生活的共同渴望。

很多人認為既然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可以依法向政府申請賠償﹐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應該告一段落﹐台灣社會也應該走出悲情﹐共創未來。然而﹐轉型正義不只是國家對個人賠償的問題﹐也包括了整體社會對歷史經驗的思考與反省。走過威權統治的國家﹐在民主化後都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傷痕必須面對﹐這個經驗與課題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普遍的存在於所有經驗威權統治的國家﹐但是它也映照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構成。如果我們無法面對台灣的過去﹐無法深入理解白色恐怖的複雜面貌﹐我們就不會珍惜台灣這得來不易的民主﹐也不可能為它建立豐厚的資產。只有我們能夠一起面對過去﹐我們才可能有共同的未來。

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歷史經驗﹐不只是政治權利的部份﹐也包括對語言及文化的尊重。由於政治權利或人身自由受到侵害是威權統治下國家暴力最直接具體的形式﹐因此轉型正義的處理﹐也往往聚焦於此。然而﹐這也使得文化權的問題相對被忽略。過去威權統治下﹐政府對於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此而創造的語言以及文化位階﹐至今仍是台灣族群議題中﹐最複雜以及最需要細緻處理的部份。對本土文化權的剝奪不僅使得幾十年來許多人在公共事務上處於噤聲失語的狀態﹐也使得台灣文化中素樸的多元性失去它原有的活力與創造力。今天台灣的政治歧異中﹐許多人所表現出來的對本土二字的輕蔑或捍衛﹐其實與整體社會對於文化權的理解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一個民主社會而言﹐要建立政治平等是相對明確容易的﹐但是要建立文化上的平等﹐卻需要社會成員彼此之間深刻的理解與尊重。

無論是對個人政治權利的侵害或是對族群文化上的壓制﹐過去威權體制的種種不義﹐都在台灣社會留下傷痕﹐這些傷痕持續侵蝕我們的社會信任﹐也持續影響台灣民主的進程﹐然而﹐唯有我們共同面對過去的傷痛﹐才能一起看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