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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保守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基於對黑人與黃種人的厭惡、疑懼與鄙夷，以社區規約的方式禁止住戶將房舍出租或出售給有色人種。一旦有人膽敢違背規約讓有色人種遷入，他們就會以契約自由、財產權，或居住自由為名，要求住戶遷離。而同樣帶有種族歧視的州法院，也幾乎都無條件地為這些歧視規約背書，而命令黑人遷離。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為這種惡行踩下煞車。

    相較之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都是主流族群運用契約自由排擠弱勢，主流族群的歧視與恐懼也都沒有任何理性依據。但美國最高法院在近六十年前，援引憲法而拒絕執行社會的歧視偏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法院，居然有法官說「不要拿憲法壓我」而甘為歧視背書。

    這個判決其實反映了一種「歧視有理」的落伍思維。依法官的看法，社區住民以規約排斥愛滋患者，只不過是契約自由與財產權的體現。至於這個規約中涵蓋了多少的不理性（愛滋其實不會輕易傳染）與偏見（排斥同性戀），完全視而不見。在權衡雙方利益時，法官完全站在強勢群體的一邊，無條件捍衛社區「正常人」的偏好，而不顧愛滋患者的尊嚴與基本生存權。

    在法院的邏輯下，人權似乎不是弱勢群體維繫基本尊嚴的希望，而是強者頤指氣使的武器！要知道，許多「關愛之家」的患者，已經是被家庭與社會的偏見排擠的天涯淪落人。如今只是謙卑地想找一個足堪生存的棲息住居，還要面臨被驅逐的命運。如果換成妳我，面對這種無處可容身的命運，要怎麼辦？

    肯定歧視行為，就等於承認「強可凌弱」的霸凌邏輯。弱勢族群遭受社會排拒與貶抑之際，本就易有身心創傷。而若這種歧視是由國家正式予以背書執行，則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正因如此，在世界趨勢上，「禁止歧視」早已超越「契約自由」，而成為多數先進法治國家的法律原則。「歧視弱者的契約」不但國家不承認其法律效力，尚應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方面的制裁！

    依此，法律與法院應把歧視本身當作「權利之侵害」，並致力制裁與矯正社會偏見。然而，我們的法官卻漠視憲法平等權、「後天免疫症候群防治條例」之反歧視條款，以及民法第七十一條與第七十二條「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判定規約有效。莫非，契約高於法律，歧視偏好大於平等權、生存權與人性尊嚴？

    從這個案子，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對於愛滋病的誤解有多深！而即便是法界，對「反歧視」這個概念是多麼地陌生！因此，除了法界應強化對「反歧視法」的認識外，衛生署以及自詡保障人權不遺餘力的台北市政府，也應該積極介入協助本案患者融入社會，並致力於社會教育，以破除偏見所造成的疾病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