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特約記者 沙林 本報記者 舒晉瑜
被採訪的所有作家都對歷史表現出了極大興趣，相反，他們都對90年代以後的當代中國文學表達了不屑。他們還對歷史細節器物感興趣，對文學內在的本質和技巧感興趣，總之他們對一切純粹的東西感興趣，留戀華夏的樸素，青睞西方的純粹好物。我們驀然發現，文人和社會透露著某種資訊，一場悄然的文化復興正在來臨。
細節，還是細節
作家二月河最近更多地在讀清人筆記，資料性的書對他來說並不枯燥。因為他一向覺得，如果沒有好小說看，還不如看資料。“這幾年讀小說讀得少，我自己對歷史、對哲學，對社會人文領域更感興趣。讀清人筆記，受益無窮。比如說有些清史的基本知識過去我不知道。一般人只知道銀子的計量是幾兩幾錢幾分，現在我知道，兩以下可精確到小數點以後的13位。”二月河歷數十多個計量專用名詞，認真的語氣讓人心生敬意。
與二月河有些相似的是著名小說家肖克凡，他也對歷史和過去器物例制的微細之處感興趣：“我現在的讀書傾向是看回憶錄和傳記。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越來越對小說失去自信。我正在讀的是三聯書店出版的幾本書，有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以及《徐鑄成回憶錄》、徐慕雲的《梨園外記》、日本人濱田篤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圖》等。這些書擴展了我的經歷，雖然自己也很不小了，但自信多活二百年，是什麼感覺？”“讀這些書有一種大吃一驚的感覺，舉個例子，我原來以為國民黨是比較接近西方現代文明的政黨，但讀史後發現，它與世界上所有西方現代國家的政黨都不一樣，現代民主政黨從沒有在入黨宣誓時要對個人效忠，而國民黨從孫中山起卻要宣誓效忠總理（總統）。我還發現，中國搞意識形態是從國民黨開始的。北洋政府是一個毫無意識形態的政府，軍歌都是什麼‘常山趙子龍’等，為利益打來打去。而國民黨的軍隊被日本人稱為黨軍，從它開始中國有了意識形態……”
河南作家李矛最近讀的是邱吉爾寫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南方出版社）：“邱吉爾的文字非常優美華麗。他當過首相，能夠站在很高的角度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看世界格局的演變。他對中國二戰寫的不多，但也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比如他寫一些初識蔣介石的交往細節，對蔣評價不高，同時他又表現出對共產主義的仇恨。他是一個悲劇人物，大不列顛走向沒落，他沒能挽留住。他對二戰有很複雜的感情，他說了一句名言：‘贏得了戰爭，失去了帝國’。他對英國愛之入骨，總想讓他的祖國恢復往日的榮耀。無論如何，我很喜歡邱吉爾這樣有性格的人，我希望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的改革事業中，有這種明智而又堅強的‘有性格的人’，同時也希望我們的作品中有這樣的形象。某種角度講，他是英雄，有這樣那樣缺點的英雄。在犬儒化的金錢腐蝕時代，尤其需要這樣的英雄。問題是，還能不能出這樣的英雄？”
讀史是為了創造
許多作家為了寫作而讀史。
著名作家陸天明在讀一大批跟明史有關的書，為創作《深圳30年》和《中國三部曲》做準備。“寫《深圳30年》也罷，寫《中國三部曲》也罷，都必須折射中國的歷史。我不可能重新深入研究中國五千年曆史，但是必須對明清歷史有所感覺。應該說，中國的轉變是從明清開始的，宋以前中國在世界上非常強大。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對中國比較清晰的認識，才能著手《中國三部曲》的寫作。”“總結我過去的創作，更多的是從感性出發。這次寫《中國三部曲》，必須要有認知的深度，從理性出發。我希望‘三部曲’無論從思想上、藝術上都是一次自我突破，所以我比較倚重於這幾月的讀書。”
作家在心靈上向歷史靠攏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比如報告文學作家趙瑜就說，一個曾經那樣打倒孔家店的民族，突然對於丹解讀《論語》產生了那麼大的興趣，說明歷史走到了機器化工業時代，卻突然發現了秦時明月漢時關的美好。“我現在最大興的趣是讀史。發現了一些好書，比如正讀的《周揚和馮雪峰》（長江文藝出版社）。我的紀實作品《革命百里洲》（長江文藝出版社），還有已經完成的80萬字的《犧牲者——太行文革錄》（十幾家出版社感興趣談判），都與我的閱讀傾向有關。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史學和文學是什麼關係？我覺得兩者應結合，這就是紀實。”“過去的歷史著作總有一個定論，現在是一種開放的態勢，讀者可以走進去，參與解釋歷史。隨著參與的加深，認識也加深了。於是歷史就有了多種解答。《史記》中司馬遷就把讀者邀請到解釋當中。比如“魏豹叛亂”一節中，就有五種解釋，他讓讀者各選一種。”
趙瑜一向認為，解讀歷史，就是要從偉人強者的陰影中走出來，把目光投向普通的中國人：“這是一些新好方法，開放性、無結論性、用藝術幫助今人解讀歷史。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的事了，他們只知道一些結論，‘窮’，‘一場浩劫’。我用藝術解讀歷史就是幫助他們，這是我的責任。”
趙瑜一向對李輝、韓石山、謝泳等人的寫作感興趣，他們就是用藝術幫助人們解讀歷史。他最近讀了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友誼出版公司），謝泳的《胡適還是魯迅》（工人出版社）等胡適系列。這些對歷史的不同解讀，就是他歡呼的成就。他還想告訴人們，讀書要用減法，不能躲在象牙塔中無盡地讀。“你近期一定要有一個研究主體，讀有關的，其他閒書就扔一邊。”
讀史顯然是為了創造。趙瑜認為讀史對寫現實題材也很有幫助。他最近要寫一部反映中國中西部文化崛起的書。“你不知道，在礦難頻發、環境遭到毀壞的同時，山西在文化上又讓人仰慕，不說它的文物量是中南十省的總和，就說它的各種文化涌動：賈樟柯、阿寶、譚晶（著名歌唱家）、喬家大院（引發了無數的文化產品）、平遙國際攝影節（中國最大的攝影節）……與礦難、污染一起在震撼著中國，而要寫好這些現象，必須弄懂它下面的文化，讀山西人的心史和中國文史。”
小說之美
這次採訪有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多位作家都對非西方的有伊斯蘭背景的作家感興趣。肖克凡說，他近期僅買了一本小說——阿富汗旅美作家寫的《追風箏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曹文軒也說，他近期主要創作長篇小說，他有一個習慣，越是緊張，越是要讀書，要不找不到語感。他喜歡讀的也是《追風箏的人》：“我比較喜歡，儘管有人對它有看法，不喜歡它的結尾，但是我認為不一定所有書都要充滿失望。那種人性惡的東西得到了消解也是一種方向，不一定都像現代主義那樣‘惡來結尾’。”
曹文軒喜歡的另一本伊斯蘭文化圈的小說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上海人民出版社）：“這部小說必須反復去看，它不是以情節取勝，每一句話都要注意，有些東西對我們搞創作的人有啟發。作者認為一個畫家最後的境界是眼睛瞎了的時候，他瞎了的時候去畫馬能畫出最好的馬。我想我們中國作家的眼睛太亮了，我認為這樣非常糟糕，緊盯現實，沒有超越，我認為中國作家需要‘瞎子’。”
對於《我的名字叫紅》，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很有心得：“奧爾罕·帕慕克是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很牛的一個人。我原以為這本書很難讀，沒想到還很好看。我還有了一個副產品，發現了波斯細密畫。前段時間的《華麗的沉默和孤寂的饒舌》（湖南文藝出版社），是我的第一本刻紙集。我看波斯細密畫，覺得跟我的刻紙有相同之處。我打算下本小說插圖就採用波斯細密畫。”
徐小斌看完這本書後覺得中國作家沒有涉及更多領域，沒有一種文化的關懷，這是跟帕慕克最大的差異。比如帕慕克對細密畫的展示非常駕輕就熟，融合在小說裏不那麼“跳”，“而咱們作家寫一些知識就顯得那麼跳，有一種炫耀感。”
徐小斌最近讀的另一套書是《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三大厚本，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這是她非常偏愛的書。“羅伯·格裏耶是實際上的法國新小說代表作家，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克洛德·西蒙——他的代表作是《弗蘭德公路》，我硬著頭皮看不完，許多搞純文學的人也說看不懂。而格裏耶的書我就深得其味。中法文化年的時候，他來華訪問，中國作協組織見面，我當面問他，有沒有人說你的小說和霍伯的畫相通？我問這個問題時還比較忐忑，如果他說不知道這個畫家那就不好了。我完全沒想到，他說：‘對，法國有許多人把我的書和霍伯的畫比較。’霍伯是一位美國畫家，畫了大量的冷冷的寫實主義的東西。而之所以稱格裏耶的作品為‘新小說’，也是因為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小說的必要元素，大量的物化的描寫，不動聲色地靜靜描述，讓人想起霍伯的畫，越看越害怕，讀出深層恐懼。比如他寫一個人物吉娜，讓你覺得非男非女非人，把你深深拽進去，一層一層深入、打開，特別有意思。但你決不會認為他是嘩眾取寵。他是深讀古典而生成的一種塗鴉，我覺得中國文化圈應該看看羅伯·格裏耶的東西。”
徐小斌這種對純小說技巧的偏好，反映了當今文學界的一種傾向：追求純粹。
卡爾維諾也是考驗讀者智力的一個作家，徐小斌說：“《命運交叉的城堡》（譯林出版社），被許多人認為難讀。因為涉及了西方文化的一種命運觀——塔羅牌，一個故事套一個故事，像自我纏繞的感覺，讀的時候有一種對自我智力的挑戰。如果你長時讀平庸之作，看頭知尾，沒什麼意思，還對智力有一種消解。而一種纏繞之美，從中流瀉智慧，這就是一種滋養，和技巧上的借鑒是不相干的。”
小說的純粹似乎得到圈裏的追捧，而閱讀和寫作是一種智力活動，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現在似乎缺少這種純和智。
作家曹文軒最近給《小說鑒賞》寫了序。這是由布魯克斯和沃倫編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書。“他放置在文學而不是社會學上加以分析，它感興趣的是人物、結構。小說是被當作藝術品來鑒賞，而不是僅僅當做社會學的材料而加以利用。這本書在美國大學裏被當作教材。在中國這樣一個大文化的批評格局裏，中國的大學也要有這樣的教材。中國的大學已經是誇誇其談的沒有正經閱讀姿態的大學，非常需要這樣實在而有針對性的東西。而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有助於知道更有效的閱讀方式，從而了解小說是什麼。”
當代的粗糙和古典的沉靜
與這种先鋒小說閱讀相反，有些人正沉在古典的靜默中。作家張煒正在讀多卷本的《名老中醫之路》（山東科技出版社）：“這書特別棒，是寫名老中醫的經歷和治學過程的，是文學性和知識性結合得最好的書，非常迷人。我20年前讀過，現在從頭讀來仍覺得很好。”張煒說，隨著年紀的增長，同一部作品讀起來理解和感受的重心也在變化。他喜歡反復閱讀過去的作品，市場流行的東西也放在手邊，但是結果，卻發現這些書中好的很少，大多質地粗糙。
張煒近來讀古詩比較多，一下買了幾百本古詩方面的書。李白、屈原、杜甫、蘇東坡的詩，他讀得最多。他讀古詩不僅僅是領略文學的美，更多還是體會古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心靈的質地。“今天很多人迷戀網路和電視，就像剛剛脫離農耕時代的農民，都去圍觀一台手扶拖拉機，圍觀的人終究會散去，回到好書上。”
肖克凡也對當代小說的粗糙失望。他說前幾天隨手翻了本《2006年小說選》，發覺語言粗糙，文字沒有色澤，也沒有聲響，“小說的元素都沒有，就是以寫現實的那種腐敗骯髒取勝”。跟80年代小說相比，文學性、思想性都不如。80年代的作家對語言精雕細刻，而且有一種什麼時候都應珍視的責任感。“這麼些年，中國在文學上沒有進步，對文學的最本質的追求沒有了，就剩博取名利的慾望。我很失望。我覺得這是社會的產物，是禮崩樂壞的產物。我們要想想孩子，他們能讀什麼。回想我們小時候，在文化那麼禁閉糟糕的情況下，我們讀的都是偉大著作。”
來源：中華讀書報
被採訪的所有作家都對歷史表現出了極大興趣，相反，他們都對90年代以後的當代中國文學表達了不屑。他們還對歷史細節器物感興趣，對文學內在的本質和技巧感興趣，總之他們對一切純粹的東西感興趣，留戀華夏的樸素，青睞西方的純粹好物。我們驀然發現，文人和社會透露著某種資訊，一場悄然的文化復興正在來臨。
細節，還是細節
作家二月河最近更多地在讀清人筆記，資料性的書對他來說並不枯燥。因為他一向覺得，如果沒有好小說看，還不如看資料。“這幾年讀小說讀得少，我自己對歷史、對哲學，對社會人文領域更感興趣。讀清人筆記，受益無窮。比如說有些清史的基本知識過去我不知道。一般人只知道銀子的計量是幾兩幾錢幾分，現在我知道，兩以下可精確到小數點以後的13位。”二月河歷數十多個計量專用名詞，認真的語氣讓人心生敬意。
與二月河有些相似的是著名小說家肖克凡，他也對歷史和過去器物例制的微細之處感興趣：“我現在的讀書傾向是看回憶錄和傳記。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越來越對小說失去自信。我正在讀的是三聯書店出版的幾本書，有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以及《徐鑄成回憶錄》、徐慕雲的《梨園外記》、日本人濱田篤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圖》等。這些書擴展了我的經歷，雖然自己也很不小了，但自信多活二百年，是什麼感覺？”“讀這些書有一種大吃一驚的感覺，舉個例子，我原來以為國民黨是比較接近西方現代文明的政黨，但讀史後發現，它與世界上所有西方現代國家的政黨都不一樣，現代民主政黨從沒有在入黨宣誓時要對個人效忠，而國民黨從孫中山起卻要宣誓效忠總理（總統）。我還發現，中國搞意識形態是從國民黨開始的。北洋政府是一個毫無意識形態的政府，軍歌都是什麼‘常山趙子龍’等，為利益打來打去。而國民黨的軍隊被日本人稱為黨軍，從它開始中國有了意識形態……”
河南作家李矛最近讀的是邱吉爾寫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南方出版社）：“邱吉爾的文字非常優美華麗。他當過首相，能夠站在很高的角度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看世界格局的演變。他對中國二戰寫的不多，但也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比如他寫一些初識蔣介石的交往細節，對蔣評價不高，同時他又表現出對共產主義的仇恨。他是一個悲劇人物，大不列顛走向沒落，他沒能挽留住。他對二戰有很複雜的感情，他說了一句名言：‘贏得了戰爭，失去了帝國’。他對英國愛之入骨，總想讓他的祖國恢復往日的榮耀。無論如何，我很喜歡邱吉爾這樣有性格的人，我希望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的改革事業中，有這種明智而又堅強的‘有性格的人’，同時也希望我們的作品中有這樣的形象。某種角度講，他是英雄，有這樣那樣缺點的英雄。在犬儒化的金錢腐蝕時代，尤其需要這樣的英雄。問題是，還能不能出這樣的英雄？”
讀史是為了創造
許多作家為了寫作而讀史。
著名作家陸天明在讀一大批跟明史有關的書，為創作《深圳30年》和《中國三部曲》做準備。“寫《深圳30年》也罷，寫《中國三部曲》也罷，都必須折射中國的歷史。我不可能重新深入研究中國五千年曆史，但是必須對明清歷史有所感覺。應該說，中國的轉變是從明清開始的，宋以前中國在世界上非常強大。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對中國比較清晰的認識，才能著手《中國三部曲》的寫作。”“總結我過去的創作，更多的是從感性出發。這次寫《中國三部曲》，必須要有認知的深度，從理性出發。我希望‘三部曲’無論從思想上、藝術上都是一次自我突破，所以我比較倚重於這幾月的讀書。”
作家在心靈上向歷史靠攏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比如報告文學作家趙瑜就說，一個曾經那樣打倒孔家店的民族，突然對於丹解讀《論語》產生了那麼大的興趣，說明歷史走到了機器化工業時代，卻突然發現了秦時明月漢時關的美好。“我現在最大興的趣是讀史。發現了一些好書，比如正讀的《周揚和馮雪峰》（長江文藝出版社）。我的紀實作品《革命百里洲》（長江文藝出版社），還有已經完成的80萬字的《犧牲者——太行文革錄》（十幾家出版社感興趣談判），都與我的閱讀傾向有關。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史學和文學是什麼關係？我覺得兩者應結合，這就是紀實。”“過去的歷史著作總有一個定論，現在是一種開放的態勢，讀者可以走進去，參與解釋歷史。隨著參與的加深，認識也加深了。於是歷史就有了多種解答。《史記》中司馬遷就把讀者邀請到解釋當中。比如“魏豹叛亂”一節中，就有五種解釋，他讓讀者各選一種。”
趙瑜一向認為，解讀歷史，就是要從偉人強者的陰影中走出來，把目光投向普通的中國人：“這是一些新好方法，開放性、無結論性、用藝術幫助今人解讀歷史。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的事了，他們只知道一些結論，‘窮’，‘一場浩劫’。我用藝術解讀歷史就是幫助他們，這是我的責任。”
趙瑜一向對李輝、韓石山、謝泳等人的寫作感興趣，他們就是用藝術幫助人們解讀歷史。他最近讀了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友誼出版公司），謝泳的《胡適還是魯迅》（工人出版社）等胡適系列。這些對歷史的不同解讀，就是他歡呼的成就。他還想告訴人們，讀書要用減法，不能躲在象牙塔中無盡地讀。“你近期一定要有一個研究主體，讀有關的，其他閒書就扔一邊。”
讀史顯然是為了創造。趙瑜認為讀史對寫現實題材也很有幫助。他最近要寫一部反映中國中西部文化崛起的書。“你不知道，在礦難頻發、環境遭到毀壞的同時，山西在文化上又讓人仰慕，不說它的文物量是中南十省的總和，就說它的各種文化涌動：賈樟柯、阿寶、譚晶（著名歌唱家）、喬家大院（引發了無數的文化產品）、平遙國際攝影節（中國最大的攝影節）……與礦難、污染一起在震撼著中國，而要寫好這些現象，必須弄懂它下面的文化，讀山西人的心史和中國文史。”
小說之美
這次採訪有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多位作家都對非西方的有伊斯蘭背景的作家感興趣。肖克凡說，他近期僅買了一本小說——阿富汗旅美作家寫的《追風箏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曹文軒也說，他近期主要創作長篇小說，他有一個習慣，越是緊張，越是要讀書，要不找不到語感。他喜歡讀的也是《追風箏的人》：“我比較喜歡，儘管有人對它有看法，不喜歡它的結尾，但是我認為不一定所有書都要充滿失望。那種人性惡的東西得到了消解也是一種方向，不一定都像現代主義那樣‘惡來結尾’。”
曹文軒喜歡的另一本伊斯蘭文化圈的小說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上海人民出版社）：“這部小說必須反復去看，它不是以情節取勝，每一句話都要注意，有些東西對我們搞創作的人有啟發。作者認為一個畫家最後的境界是眼睛瞎了的時候，他瞎了的時候去畫馬能畫出最好的馬。我想我們中國作家的眼睛太亮了，我認為這樣非常糟糕，緊盯現實，沒有超越，我認為中國作家需要‘瞎子’。”
對於《我的名字叫紅》，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很有心得：“奧爾罕·帕慕克是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很牛的一個人。我原以為這本書很難讀，沒想到還很好看。我還有了一個副產品，發現了波斯細密畫。前段時間的《華麗的沉默和孤寂的饒舌》（湖南文藝出版社），是我的第一本刻紙集。我看波斯細密畫，覺得跟我的刻紙有相同之處。我打算下本小說插圖就採用波斯細密畫。”
徐小斌看完這本書後覺得中國作家沒有涉及更多領域，沒有一種文化的關懷，這是跟帕慕克最大的差異。比如帕慕克對細密畫的展示非常駕輕就熟，融合在小說裏不那麼“跳”，“而咱們作家寫一些知識就顯得那麼跳，有一種炫耀感。”
徐小斌最近讀的另一套書是《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三大厚本，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這是她非常偏愛的書。“羅伯·格裏耶是實際上的法國新小說代表作家，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克洛德·西蒙——他的代表作是《弗蘭德公路》，我硬著頭皮看不完，許多搞純文學的人也說看不懂。而格裏耶的書我就深得其味。中法文化年的時候，他來華訪問，中國作協組織見面，我當面問他，有沒有人說你的小說和霍伯的畫相通？我問這個問題時還比較忐忑，如果他說不知道這個畫家那就不好了。我完全沒想到，他說：‘對，法國有許多人把我的書和霍伯的畫比較。’霍伯是一位美國畫家，畫了大量的冷冷的寫實主義的東西。而之所以稱格裏耶的作品為‘新小說’，也是因為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小說的必要元素，大量的物化的描寫，不動聲色地靜靜描述，讓人想起霍伯的畫，越看越害怕，讀出深層恐懼。比如他寫一個人物吉娜，讓你覺得非男非女非人，把你深深拽進去，一層一層深入、打開，特別有意思。但你決不會認為他是嘩眾取寵。他是深讀古典而生成的一種塗鴉，我覺得中國文化圈應該看看羅伯·格裏耶的東西。”
徐小斌這種對純小說技巧的偏好，反映了當今文學界的一種傾向：追求純粹。
卡爾維諾也是考驗讀者智力的一個作家，徐小斌說：“《命運交叉的城堡》（譯林出版社），被許多人認為難讀。因為涉及了西方文化的一種命運觀——塔羅牌，一個故事套一個故事，像自我纏繞的感覺，讀的時候有一種對自我智力的挑戰。如果你長時讀平庸之作，看頭知尾，沒什麼意思，還對智力有一種消解。而一種纏繞之美，從中流瀉智慧，這就是一種滋養，和技巧上的借鑒是不相干的。”
小說的純粹似乎得到圈裏的追捧，而閱讀和寫作是一種智力活動，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現在似乎缺少這種純和智。
作家曹文軒最近給《小說鑒賞》寫了序。這是由布魯克斯和沃倫編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書。“他放置在文學而不是社會學上加以分析，它感興趣的是人物、結構。小說是被當作藝術品來鑒賞，而不是僅僅當做社會學的材料而加以利用。這本書在美國大學裏被當作教材。在中國這樣一個大文化的批評格局裏，中國的大學也要有這樣的教材。中國的大學已經是誇誇其談的沒有正經閱讀姿態的大學，非常需要這樣實在而有針對性的東西。而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有助於知道更有效的閱讀方式，從而了解小說是什麼。”
當代的粗糙和古典的沉靜
與這种先鋒小說閱讀相反，有些人正沉在古典的靜默中。作家張煒正在讀多卷本的《名老中醫之路》（山東科技出版社）：“這書特別棒，是寫名老中醫的經歷和治學過程的，是文學性和知識性結合得最好的書，非常迷人。我20年前讀過，現在從頭讀來仍覺得很好。”張煒說，隨著年紀的增長，同一部作品讀起來理解和感受的重心也在變化。他喜歡反復閱讀過去的作品，市場流行的東西也放在手邊，但是結果，卻發現這些書中好的很少，大多質地粗糙。
張煒近來讀古詩比較多，一下買了幾百本古詩方面的書。李白、屈原、杜甫、蘇東坡的詩，他讀得最多。他讀古詩不僅僅是領略文學的美，更多還是體會古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心靈的質地。“今天很多人迷戀網路和電視，就像剛剛脫離農耕時代的農民，都去圍觀一台手扶拖拉機，圍觀的人終究會散去，回到好書上。”
肖克凡也對當代小說的粗糙失望。他說前幾天隨手翻了本《2006年小說選》，發覺語言粗糙，文字沒有色澤，也沒有聲響，“小說的元素都沒有，就是以寫現實的那種腐敗骯髒取勝”。跟80年代小說相比，文學性、思想性都不如。80年代的作家對語言精雕細刻，而且有一種什麼時候都應珍視的責任感。“這麼些年，中國在文學上沒有進步，對文學的最本質的追求沒有了，就剩博取名利的慾望。我很失望。我覺得這是社會的產物，是禮崩樂壞的產物。我們要想想孩子，他們能讀什麼。回想我們小時候，在文化那麼禁閉糟糕的情況下，我們讀的都是偉大著作。”
來源：中華讀書報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