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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台北市政府將寶藏巖住戶全數清理完畢，曾經是台北桃花源的山巖，只剩下頹屋敗瓦、殘花敗柳。

現在，如果要找個寶藏巖裡最有人氣的地方，也許只有巖下的菜園，木瓜青了，長豆仍挺著直直的胳臂，蒜才剛發芽，地瓜葉仍茂盛著。那是因為，在今天以前，這裡還有「人」在。

寶藏巖所需要保存的，不只是看得到的一磚一瓦，更重要的是其中居民共生共榮幾十載，所建構出的特殊聚落文化。

曾經，大家坐在屋前空地，笑著看著牆上的電影；曾經，大家在新店溪旁的土地上揮汗播種，含笑收割。巖上的公共空間點點滴滴，慢半拍的跟著紛雜的都市更新；但不變的是濃濃的人情。

如今，人去樓空，文化局以為保存硬體就是保存文化；以為用錢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真的是這樣嗎？這就是文化保存嗎？

在綠色鋼片圍繞下，兩年後，全區施工完成，雖然人也許會再回來，但沾染了燈紅酒綠後的居民，還能建構出這樣寶藏文化嗎？久未耕耘的菜園，還能恢復往日生機嗎？

最近幾天，電視新聞處理藝人許瑋倫車禍死亡，以及「鐵人」楊傳廣在美過世，很明顯，再度暴露長久以來的老毛病：一窩風搶焦點，嚴重消費事件當事人，煽情剝削相關人等，卻無法沈澱出新聞報導的深度與意義。

說老實話，這樣的電視新聞，不但不能善盡人民知的權利，反倒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加聒噪、喧囂與冷血。

許瑋倫車禍發生在楊傳廣過世之前，且是相當知名藝人，驚傳車禍，電視新聞大幅報導，可以理解。她傷重不治，以28歲之齡香消玉殞，帶給民眾生命無常、交通事故輕易奪人命的傷感，因而寄予無限哀思。這些感情的觸動，從新聞角度而言，亦有追蹤報導的價值。

但是，當楊傳廣在美過世的消息傳出後，電視新聞的比例分配，便不免暴露出台灣電視新聞頻道的侷限了。沒錯，相較於許瑋倫活躍於戲劇圈，「楊傳廣傳奇」是在三四十年前，對年輕收視族群，確實比較陌生。換成電視用語來講，就是缺乏炒作空間。但也因為如此，才愈發顯露電視新聞應有深度，應有意義感的重要性。

楊傳廣是第一位台灣人走進世界級田徑舞台，他的十項鐵人紀錄與奧運銀牌獎項，仍為世人稱道。要注意的是，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華人或亞洲鐵人，能在奧運等級的世界運動比賽中，創下跟楊傳廣一樣的佳績。這樣的台灣人，不但該進忠烈祠，更該被每一世代的台灣民眾所認識。可是仔細看看電視新聞對他的報導，篇幅有限，深度更不足，尤其對運動員淡出競技場後的生活際遇，缺乏周延分析。怎不叫人為之氣結，叫現役運動員感到氣餒呢？

從王建民揚威美國大聯盟，到詹詠然、莊佳容爭奪澳洲網球公開賽女子雙打冠軍，這些讓「台灣之名」走入世界的運動員，都是靠自己單打獨鬥，而政治人物與媒體，則在他們成名之後，才錦上添花。錦上添花未必不對，然而，如果媒體不能比一般人更深入的看現象，探討本質，而只是趕新聞、搶焦點，那媒體有何資格自稱「社會公器」、「第四權」呢？從許瑋倫與楊傳廣兩則新聞的不成比例，難道電視新聞頻道不該為台灣社會的膚淺化，負一定責任嗎？

在世界出版版圖上，俄羅斯近年來已躍升全球領先的地位；這次來台的俄羅斯社會經濟文化建設基金會代表費拉托夫(SergeyFilatov,The President of Foundation of Social-Economic Intellectual Programs)指出，現今俄羅斯出版數量遠超過蘇聯時期，每年出版量更超過上億冊。

台北國際書展即將於三十日起在台北世貿一、二、三館展出，這次主題館「俄羅斯國家館」中有十八家出版社來台聯展，展出二千冊俄羅斯具代表性的圖書展出；這些圖書將在書展結束後捐給台灣有俄文系的大學。

其實自二千零三年起俄羅斯基金會就積極向外介紹俄羅斯的作家及出版作品，陸續是法蘭克福、巴黎、布達佩斯、明斯克、巴庫書展的主題國；今年並將重點轉向亞洲，去年九月是北京書展主題國、接著是台北國際書展、十月是河內書展及明年一月德里書展等。

根據俄羅斯社會經濟文化建設基金會資料，二零零五年時俄羅斯出版九萬五千四百九十八種各類圖書，總發行量達六億六千九百四十萬冊，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這數字不只超過了蘇聯時的發行量，更居全球領先地位。

專家估計，以這種成長的速度，俄羅斯出版業有能力達到每年出版超過十萬種各類圖書，而當前只有中國、英國及美國達到這個水準。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種文學作品中，俄羅斯的兒童文學不論是從發行種類、到發行數量都有所增長，漲幅更達到百分之十二。

費拉托夫指出，目前在俄羅斯登記的出版社超過一萬三千家，其中有五百家在當地有一定的出版業務，且大部份都是私人企業，屬於中小規模企業。

在俄羅斯出版業中，有十家出版社對俄羅斯當前的出版業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他們出版的各類圖書就占全國的百分之三十，發行量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其中AST出版社、艾克斯莫、德羅法、奧爾瑪、教育、瑞博爾-經典作家等六家出版社的圖書發行量就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俄羅斯出版界也發行了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在俄羅斯最受歡迎的作家中，許多中國古代文學家和現代文學家都名列其中，如吳偉欣、楊君鳴、許名堂等人。

這次俄羅斯有五位重要作家來台，包括「夜巡者」作者盧基揚年科(Sergey Lukinanenko)、小說家比托夫(Andrey Bitov)、童書作家烏斯賓斯基(EduardUspensky)、波利亞科夫(Yury Poljakov)、葉拉菲耶夫(victor Erofeyev)等將來台與會。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古博夫(Sergey Gubarv,The Representative of Office inTaipei for the Moscow-Taipei CoordinationCommission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希望這五位作家來訪後，未來在他們的作品中，可能下一個「夜巡者」系列作品中，場景就是發生在台灣；童書作家烏斯賓斯基書中卡通人物可以登上阿里山．．．，讓這次的台北行成為作家們的創作動力。

閱報，看到有人因吃「帝王鴨」，想要作帝王，或有帝王的身體。不禁回想到民國79學年度在香港教書，每周只星期三、四有課，「曠日多暇」，獨居斗室，不免有時難遣。乃將歷代帝王逐一閱讀，作成筆記，再分門別類作成統計，藉此使「無聊有賴」，不致浪擲光陰。中國之有「朝代」始於夏，夏商周合稱「三代」。但因為代遠年湮，記載不明，夏商兩代的起迄和西周的開始已經難於考據。東周雖然起迄年代文獻有徵，而其君王之生卒年亦如同西周，無法推算，則遑論夏商兩代之君王。因此我所統計的「帝王」只包括秦以後史家認定之正統朝代，及與之對峙或割據勢力而事實上獨立成國的君主，所作統計門類，分朝代國號，帝王享壽、帝王即位年齡、帝王在位長短、帝王即位方式、帝王死亡方式等六項。希望從統計裡看出些「好玩」的現象，如此一來就覺得有趣了。

記得民國80年3月31日，我終於用拙於「算計」的粗手操作計算機統計完成之後，不禁「熱血」澎湃，感慨萬千，立刻拈筆伸紙，文不加點似地要將胸中無限嘆息，發為〈帝王幹不得也哥哥〉篇章之中。沒想好友麥堅城電話一響就把我拉去飲酒了。緊接著妻兒來訪，同去雲南采風。返台後，往下寫的意興已闌珊，那篇四五百字的未完稿，現在也已經不知去向。

後來《歷史月刊》總編輯林載爵先生將我那篇〈帝王小計〉拿去發表，因文中各項統計足以反映歷代帝王命運，故徵得我同意，將題目改作〈帝王的命運〉刊登在該刊第42期。

而今日因為「帝王鴨」觸動往日情懷，雖無當時之激越，但覺得如果將其中數據，擇要寫出，或者可供大家酒後談助，或者更可供「心想帝王」的人參考。

首先要說一些前提：

從秦朝到清朝為止，列入「正統」的朝代21個，其中「統一」全國的有10個；其間對峙或割據的國家有36個；總計57個。

秦統一六國到清覆亡，共歷2132年，其帝王屬正統朝代的有173人，屬非正統的或割據的有164人，總計337人。其可考知年壽的有289人；其中不足十歲的7人，不足二十的22人，不足三十的44人，不足四十的58人，不足五十的51人，不足六十的51人，不足七十的38人，超過七十的18人，八十以上的6人。他們的平均年齡43.68歲。但其年壽不可考的48個君王，大抵「不得善終」，如果加上他們作統計，那麼帝王實際平均年齡應當不會超過四十歲。

中國君位的傳承，基本是父子相繼，其次是兄弟相承或宗親相傳。前者包括以養子繼承的6例，共計141例；後者兄弟相承的39例。兩者220例，占64唹。其餘112例，占36唹，均屬「異常」：包括篡奪而立者9；篡弒而立者22，其中殺父者3，殺兄弟或血親者10、殺君者9；乘亂自立者20；被迎立或擁立者38；平亂自立者3；憑真本事創業自立者17；其他或以女主稱制自立者2，或為異國所立者1。

說到帝王的「死亡方式」，因疾病而「壽終正寢」的有194位，占57唹；其餘占43唹的有143位，真是「五花八門」：其被弒者有59位，就中被權臣所弒者22位，被部從所弒者12位，被宗族所弒者12位，被親子所弒者6位，被寵臣所弒者7位；被殺者31位，就中亡國被殺者19位，戰亂被殺者5位，被廢殺者7位；被毒死者14位；亡國自殺者7位，就中或命臣殺己，或自焚，或投海自縊；暴卒者5位，服長生藥而死者3位；被廢贈死者3位；驚懼而死者4位；其他則或飲樂過度而死，或征戰而死，或餓死，或不知所終者。至於宋太祖之「燭影搖紅」與清光緒之瀛台暴卒，則恐成千古「疑案」！

再總結觀察歷代帝王之繼位方式與死亡方式，也有一些「有趣」的現象，譬如東漢「流行」由外戚或宦官「迎立」或「擁立」，魏晉南北朝流行「篡立」。東漢、北魏多夭亡，五胡十六國與五代十國難得好死，前秦、北燕、後梁之帝王無一善終，北齊、後唐、閩三國得其「善終」者亦僅1人，唐中葉以後之帝王亦多變故。凡此不難見其「亂象」，其帝王自然不易「壽終正寢」。

基於以上的前提，姑以「殷鑑」或「前車之鑑」為說，那麼如果你想當帝王，你得接受以下的情況：

第一，你或許只能活四十歲左右。你想活五十歲多半不可能，你想活七十歲機會不多，超過八十歲微乎其微。

第二，如果你想效法英主明君，有如秦始皇、西漢文景、東漢明章、唐太宗、宋太祖，那麼你的享壽只能五十上下，或四十頗不足，或五十略有餘。

第三、你要登上寶位，就難免要狠心篡弒或亂相廝殺，然後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第四、你不得好死的機會相當大。

第五、你可能要在23種「橫死」的方式中去選擇死亡。

第六、如果你身處亂世，你想「壽終正寢」的機率小得可憐。

於是，請問：你還想不想當帝王？萬一你的答案是肯定的，甚至說：「縱使只當上一天就死了也值得。」那麼我也知道，人間「酒色財氣」四大癡，氣癡最不可解，最不能自拔，因為小至怨怒，大至權勢都是「氣」，而帝王正是「權勢」的最高象徵。所幸今日民主，否則2008年的爭奪戰，台灣豈不要陷入一片血肉模糊？

人類的發展是從說故事開始。「三隻小豬」，或「白雪公主」，都代表人類創造力、道德與文明。沒有「三隻小豬」之類故事，歐美國家就沒有文化資產可言，沒有「白雪公主」之類故事做基礎，就沒有富可敵國的迪士尼。

反過來說，若沒有「大野狼」或「壞巫婆」的故事元素，根本不會出現上述各種精采的文化創意產品，而「小豬」、「公主」、「野狼」、「巫婆」等稱謂符號，足以代表每個故事的精髓，傳遞他們所代表的價值意義。

說故事給孩子聽是家庭教育的基礎，小朋友從故事中知道善與惡，好事與不好的事，做好事會得到獎賞，做不好的事會被懲罰。

當然，孩子的故事也可以說得很難聽，故事裡的人都是沒有稱號的「平面人」，孩子聽不出來是好人或是壞人，結果好人壞人混淆不清，孩子不愛聽，以後就根本不聽大人講，反正枯燥無聊；或是聽了以後價值觀錯亂，黑白不分，結果家長就會被批評「家庭教育失敗」。

台灣的歷史專家改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就是在說很難聽的歷史故事給孩子們聽。武昌「起義」改「起事」，「日據」改「日治」，歷史人物沒有稱號，就像把「白雪公主」、「灰姑娘」一律都稱「姑娘」，「毒蘋果」就只說是「水果」，不只是故事難聽，喪失原有歷史故事應有的倫理道德教化與忠孝節義精神，尤有甚者，將使下一代的文化素養與創造力倒退，下一代台灣人的前途堪憂。

這幾天兩位女網小將詹詠然、莊佳蓉在澳洲網球公開賽傑出的表現佔據了國內各大媒體的主要版面。身為一個網球人，有幾位不懂網球的朋友問我，台灣的網運是否會因為詹、莊傑出的表現而有新的契機？我的看法並不是那麼樂觀。

首先，對詹詠然、莊佳蓉這類的職業選手，網球協會目前提供的協助非常有限。網球協會雖然不斷對外宣稱許多贊助都是網球協會出面談成的，但是了解實情的人都知道，以目前贊助國內職業選手最積極的中油贊助案一例，其實是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幫忙敲定的。網球協會為了加強對這些職業選手的管控，以確保選手會參加聯邦盃、台維斯盃、東亞運、世大運等賽事，甚至威脅選手若是不配合，將會通知贊助廠商中止贊助合約，這種罔顧選手權益，不懂得協調溝通重要性的協會，實難為選手創造一個更好的平台。

其實，以台灣這次參加多哈亞運的陣容來看，檯面上這些男女網球選手水準是過去所未有的，像盧彥勳、王宇佐、詹詠然、莊佳蓉等等，未來都可能為台灣在國際網壇創造更多的佳績，協會卻不知道如何和這些優秀的選手合作，實屬可惜。

其次，大家從這幾天的報導知道，詹詠然、莊佳蓉主要都是父親親自調教的。其實其他的一線男女選手，絕大部分也是由父親啟蒙。因此家人的全力付出和支持在這幾位職業網球選手的發展上，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所提的幾位一線選手家庭，過去為了培養他們，都花了很多的錢，目前也都面臨了極大的經濟壓力，而這也是這次亞運教練獎金分配會引起這麼大風波的由來。

其實會發生這樣的風波，就是因為國內缺乏專業的職業網球教練，選手平時都是由家長指導，或是自掏腰包請國外教練訓練，但是面對亞奧運大型運動會時，協會又沒有公平、公正、公開的帶隊教練遴選制度，造成帶隊教練只要帶隊兩星期，卻可分得上百萬獎金，而在基層默默努力的教練卻毫無獎勵機會。此不但對真正在基層付出的教練是一大打擊，更是不符合社會正義。

另外，這次詹詠然、莊佳蓉獲獎後，在國內造成一股旋風，據媒體報導，未來代言和上節目訪談的邀約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看到這樣的現象，筆者一方面欣慰國內終於開始注意到這幾位網壇小將的潛力，但是也擔心國內一向只會炒作短線的操作模式，其實不見得對網運的長期發展是好的。

這些小將最缺乏的不是上綜藝節目，拿三、五萬元車馬費，他們最需要的是真正長遠的規劃，他們球技和體能訓練、身體保健、賽事安排、行銷包裝、合約贊助等事項，甚至未來退休計畫等等，都是環環相扣的。但是國內網壇長期缺乏大型企業的贊助，靠的都是一些善心人士或是國營企業的幫忙，更遑論吸引一流的人才帶動整體水準的提升。在這些條件尚未成熟前，這些男女小將屢屢在國際網壇創造佳績，他們自身的努力和他們家庭的辛苦付出，才是最值得鼓勵的。

筆者雖然有些擔心，但是也不悲觀。相信隨著這些小將們的表現更傑出，熱心的朋友會越來越多，齊心齊力幫助這些選手，期盼有更多的小將發光發熱。

開館3年餘的「國家台灣文學館」，因設置條例在立法院躺了3年仍未過關，至今仍是黑機關。文化界昨天在一項座談會疾呼：台灣文學館是「必要的存在」，從行政部門、立法院到文學界都應共同催生；但自償性很低的台灣文學館，若要用「行政法人」，恐怕難有獨立運作的能力。

上個月20日，立法院法制及教育、文化委員會聯席審查「國家台灣文學館設置條例草案」，除了組織名稱、部分與行政法人無關的條文討論完成，設置條例還是無法通過。

昨天，文訊雜誌舉辦「體檢國家台灣文學館」座談會，邀請李瑞騰、王拓、向陽、朱宗慶、須文蔚、楊照、廖元豪等文化、法界人士與會，為台灣文學館由「黑機關漂白」請命。

民國92年10月開館的台灣文學館，依照行政院規畫，未來將依行政法人型態設置，設置條例草案3年前送立法院審查未完成立法，去年6月再送立法院審議，還是未能如願在這個會期通過。

立委王拓表示，行政法人是我國行政組織重大變革，可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也可讓組織運作有彈性，但也有立委擔心變成行政法人無人可管，部分立委未支持台灣文學館設置條例草案，是希望母法行政法人法通過後再談。

推動兩廳院成為台灣第一個行政法人案例的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朱宗慶提醒，行政法人是前瞻性制度，對兩廳院好，不一定對別的單位好，行政法人不是萬靈丹，也不能同一個模式套用。

作家楊照則表示，台灣文學館與兩廳院不同，如果文學館定位為文學研究重鎮，這些工作民間力所不逮，需要政府長期投入經費支持，如果要強調文學館的社會機制，又是另一套作法，文學館的定位應該想清楚，再決定適不適合行政法人制度。

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廖元豪也認為，行政法人代表的是自由化，自由化伴隨的是自己負責，但台灣文學館自償性很低，未來如想運作順利，關於經費來源、業務內容都要明列清楚。

杜正勝是我相當尊敬的史學研究前輩之一，可是對於他曾提出的諸多議論，我卻難以完全認同。這次抬出胡適的「八不主義」，自稱其為胡適的信徒，來為這幾天的三隻小豬風波解套，並抨擊了成語一番，說是不能增加國文能力云云。但是，胡適是這樣的人嗎？諸公可別誤解了。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所提倡的諸多議論，其實都是站在「以科學整理國故」的立場上來談的，他和魯迅、陳獨秀等激進派相當不同，當初提倡文學「八不主義」的初衷，是不希望中國傳統的艱深文體形式阻礙了人們對新文化的認識與接受，與現今台灣政府想要打倒「國故」的想法可完全沾不上邊。

胡適辭世後，和他共同創辦《獨立評論》的蔣廷黻為他說了幾句話：「保守主義者忠於中國的過去，胡適則忠於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他要求現代和未來的中國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那麼，做為信徒的歷史學家、台灣新史學開創者—杜正勝更應研究「國故」才是吧。近年來，台灣因意識形態流行，將一切有關中國文化研究打入冷宮，稍加闡揚，立刻被打成「不愛台灣」或「中共同路人」，請問：現在知道抬出胡適，那又為什麼要把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研究大餅拱手讓給中共呢？胡適也是反共的，愛台灣的部長也請聽聽我的建言，台灣一樣也可以成為研究中國文化、歷史的世界堡壘。

教育部長杜正勝日前語出驚人：「成語這個東西會讓人思想懶惰、頭腦昏鈍、一知半解。」為什麼呢？因為部長自言是胡適信徒，而「胡適文存中的八不主義，其中一個就是不用典、不用成語」。

白話文學的啟蒙者胡適真的這麼說嗎？所謂「八不主義」，最早出現於一九一六年八月「胡適留學日記」中，胡適稱作「文學革命八條件」：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這八個條件在第二年一月「新青年」雜誌之「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正式發表，文字略有變動，但意義並無不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胡適從來沒有說過「不用成語」。事實上提倡白話文學的胡適常常用到成語，胡適紀念館所印行的書簽就有胡適最喜歡題字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功不唐捐」等等，這些都是成語；甚至在這「八不」裡面，「無病呻吟」、「言之有物」都是成語。

杜部長最大的錯誤，是把「用典」和「用成語」混為一談。胡適之所以說要「不用典」，是因很多典故太遙遠冷僻，已成了「死文字」，用在文章裡不加註釋很不容易懂；我們是現代人，講的是大白話，為什麼寫文章要學古人一樣寫古文呢？然而成語卻不同，它雖然歷史悠久，有典有故，但卻不是死文字，能夠流傳至今，人人琅琅上口的成語，根本就是白話，或者我們可以說，是典雅的白話。

杜部長所謂：成語只存在過去的情境，脫離這個情境後，就只能一知半解，這也許是二千年前的情境、五百年前的情境，與現在的生活沒有關係，實在是不通的。我可輕易舉出太多千年前的成語，可以非常貼切的描繪現代生活的情境，比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出於靈鳥賦，「功不唐捐」出於佛經，「狡兔三窟」出於戰國策，「暴虎馮河」出於論語，甚至連很接近「俗語俗話」的「多行不義必自斃」、「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出自古文呢！這些成語哪個我們不認識？哪個我們不曾用？

事實上，恰當的使用成語，不但更豐沛了中文的內涵，也使得我們的文字語言更為細緻精練。其實，這才是胡適提倡白話文學運動的真精神。

一九一八年四月，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清楚說明，文學革命的內涵，就是要用國語來創作文學，同時以文學來豐富國語，如此不但「語文一致」—我們怎麼說話，就怎麼作文—同時白話在經過文學的鍛鍊後，我們的國語才更加生動簡潔。當今全球中文熱，而我們的小朋友卻耽於網路「火星文」逐漸失去語文表達能力，多學習，多使用成語是挽救下一代國文程度最好的方法，然杜部長居然在此時說「用成語是國文教育的失敗」，豈不是跟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理想背道而馳？

教育部長贊不贊成使用成語，是屬於個人主張。不過部長自言其反對使用成語的理由為：我是胡適的信徒，胡適文存中的八不主義，其中一個就是不用典、不用成語。這是代替前人發言，強把自己的話塞給別人。

民國五年十月胡適給陳獨秀信，信中說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隔年一月，胡適有「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內容針對八事有詳細說明，（次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將「八事」修正為「八不主義」，其精神意義是一致的）。八不之中，乍看標題可能與成語使用有關係的是「務去爛調套語」與「不用典」兩條。細看胡適的說明，所謂的「爛調套語」指的是像「寒窗」、「春閨」、「玉樓」等詞彙，這與現今大家所謂的成語並不相同。

而胡適在「不用典」的項下則是分「典」為廣狹二義，廣義的「典」不在胡適的反對範圍之中，而廣義之典的第二種正是「成語」。胡適清楚的寫著：「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為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舍本逐末』等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杜部長原是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中研院院士，學者立論、主張皆應有據，尤其不能無中生有、厚誣前人。既然胡適不能榮膺反對成語者的第一名，就只好請放言「用成語是國文教育的失敗」的杜部長為消除成語打第一仗，立第一功吧！

有位研究生問教授：「你覺得我的期末報告寫得怎樣？」教授回答：「內容言不及義，不提也罷。」學生接著說：「沒關係，我還是想聽聽我的期末報告寫得如何。」其實明眼人都知道教授其實已經回答了研究生的問題，他的評語就是「言不及義」；但是研究生顯然沒有意會，又提出同樣的問題。

教育部近日對於各界對「三隻小豬」、「睡美人」、「奧塞羅」等詞收入「成語典」附錄「專題成語」的看法所提出之反應，就如同前面故事中的研究生，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成語之所以在語言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的原因不在於它能避免陳腔濫調，也不在於它有歷史典故，而是在於它常以日常生活中具體的事物來描述抽象的概念，例如以「光陰似箭」來形容時間的飛逝，以「九牛一毛」來形容眾多數量中的一點點，以「囫圇吞棗」來比喻不求甚解，籠統接受，而以「張口結舌」之臉部表情來表達內心的狀態。

這些例子都包含了將具體領域中的事物投射到抽象領域的認知過程。成語的使用其實就是《易傳．繫辭》中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最好的寫照，也是古人以具體的事物來談論並理解抽象事物的最佳佐證。因此成語的使用不但不會讓人頭腦昏鈍、一知半解，反而能讓我們對人類的認知過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近年來專家學者大膽預測，創意是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競爭工具。而所謂的創意，其中包含了將某一領域的事物置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模式。一個人能夠靈活的運用成語，不但是個人國文造詣的體現，更可以讓人學習到不同領域事物之間如何轉換，也可看到社會文化的古今變異，而這些轉換及變化本身就是創意思想的來源。由此可見，成語的使用不但不會讓人思想懶惰，反而能夠讓人更有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