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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最近﹐有兩件事相當引人注目﹕一是兩位瑞典女部長的急流勇退﹔一是陳水扁的戀棧不退。先談談瑞典。保守黨政府組閣不足個把月﹐兩位女部長便相繼辭職﹐一個為了過去10年積欠1千歐元左右的電視稅﹔另一位則是許多年前在家裡僱佣保姆而沒有依法申報。盡管瑞典是個富裕發達國家﹐卻為了如此微小的差錯結束兩個部長的政治生命﹐這與海峽兩岸動輒上億元的諸多貪腐事件相較﹐實在是令人感到納悶﹐不可思議究竟在哪一邊﹖﹗

歐洲聯盟一些主要國家的政治清廉有目共睹。許多人把該現象歸功于民主自由﹐筆者卻認為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綜觀全球政治清廉榜﹐單單華夏文化地區﹐早有新加坡﹑香港排行于前15名之內﹐說明政黨政治﹑民主選舉絕非求得“清廉”的必備條件。較不為人留意的是﹐該兩地一向實施嚴格的文官選拔與培訓制度。再加上優厚薪俸相佐﹐使得公職人員既能回避貪腐引誘﹐又能全力以赴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所謂選賢與能﹐在此兩地可說是得到充分的發揮﹐由此讓人聯想到專制的中國古代﹐只要是政治清明﹐也一樣可以打造盛世局面。香港回歸之後﹐其文官選拔制度一度受到干擾﹐使得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最終也不得不在其固有體制面前低頭。該事實顯示﹐清廉政治並非歐洲社會所專美﹐同時也反映出兩岸當局政治藝術的貧困與無助。按理﹐既然新﹑港有此杰出體制與英才﹐就應當禮賢下士﹑三顧茅廬﹑讓賢與能。這次讓香港陳馮富珍女士走出去﹑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職務﹐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突破。然而從國家需要出發﹐更迫切的是引進人才﹑改良體質。(

歐洲的清廉政治除了上述考核制度之外﹐還存在著廣泛的學術界﹑輿論界與政黨間的監督﹐而其關鍵不在于數年一度的投票﹐也不在于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各社團的人民代表系由基層開始﹐逐步選拔至國家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機構。一旦其代表涉入貪贓枉法事件﹐多會感受到由下而上的壓力﹐因而不得不引咎辭職。與其他社會相較﹐歐洲最為獨特之處也剛好是廣泛的民眾參與﹐即無論是住宅區﹑所屬工會或職業社團﹐均有頻繁的政治活動與社團生活。這種團體性並非外界強加的結果﹐而是數千年群眾運動﹑階級斗爭﹑教會活動﹑同業公會﹑工會﹑兵團﹑政黨所培養出來的集體意識與協作習慣。換言之﹐由于歐洲人始終處于集體討價還價的狀況﹐出于切身的需要﹐必須走出家庭﹑透過社團來爭取更大的利益。至于不具有這種政治文化背景的地區﹐基本上除了個人之外就惟有家庭可作屏障。從最近臺灣百萬紅衫軍上街游行示威看來﹐表面上聲勢浩大﹑空前絕後﹐實際上卻是一個個的個人面對一個頑固的統治機器﹐因之“曲終人散”﹐政府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