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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讀了我寫的幾篇有關瑞典的文章後，有朋友提出意見。他認為，我寫的瑞典像個“好人國”，人人崇尚平等、自由與博愛，這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今日瑞典人的社會準則。朋友想知道，瑞典的民主緣何與很多西方國家不同，瑞典人為什麼會如此看重平等？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講一點歷史。瑞典學者英瓦爾·安德森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民主》中這樣寫道：如果現代民主意味著從19世紀開始建立的法律體制的話，人們似乎從中找不到孕育了北歐民主的斯堪的納維亞的歷史印記。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發展似乎孤立於現代西方民主的進程之外，對其他西歐國家也未能形成重要的政治影響。

　　實際上，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瑞典模式的異軍突起，西方學者才開始重視對形成這種模式的文化與歷史傳統的研究。但苦於史料太少和語言的限制，他們只能從一些傳說和當時北歐的社會狀況來分析研究。

　　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稱的美國心理學家特裏安第斯，將瑞典文化的核心稱為“平面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通俗地說，就是建立在平均分配基礎上的個人主義。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的“垂直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更能容忍不平等。特裏安第斯認為，瑞典的“平面式個人主義”與早期海盜時期的分配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所謂的海盜時期，史書上稱作維京時期，指的是西元800年到1050年左右的那個歷史階段。提到維京時期，人們就會想到身裹獸皮、身材高大的北歐海盜，他們勇猛無比，所向無敵。這很難與我們現在看到的溫文爾雅的瑞典紳士聯繫在一起。但在現代瑞典的文化中，我們仍能看到一些那個時期留下的深刻印記。

　　海盜可以說是瑞典人最早的擴張方式，也是當時瑞典最重要的財富積累途徑。筆者曾在瑞典的博物館裏看到過一塊海盜時期的石碑，那恐怕是極少能夠留傳至今的歷史見證。石碑的下方刻著農墾與狩獵的圖案，中間是波浪滔滔的大海和載著海盜們出征的帆船，上方是海盜們奮勇搏殺的場面。三組圖案由下而上，生動地體現了三者之間的關係。

　　瑞典海盜的對外擴張與當時農業社會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其成功也得益於農業社會內部穩定的分配模式，這可能是後來瑞典式民主與歐美很多國家的民主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

　　早在西元500年，瑞典就出現了一種後來在農村中流行了1000多年的生活方式，即“農村公社制”。當時，每個村莊的土地都採取平均分配的方式，無論是好是壞，能耕種的土地都會被劃成條條塊塊，各家平均分配，這就形成了很多村民共同擁有一塊土地的現象。

　　每家的土地不是集中的一片，而是分散在多片土地之中，這種平均主義分配，使全村人必須同耕、同種，共同飼養牲畜。一種原始的民主體制就這樣建立起來。據《瑞典史》記述，當時每年一度的大規模農活都是集體進行的。農民們制訂了解決一個農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一切爭執的規則。

　　瑞典人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分配的方式？學者們至今也沒有找到可靠的依據來做出十分確定的解釋，但從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地理、氣候條件看，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為了適應不安定的局勢，應對北歐寒冷的氣候。

　　據說，當時適合耕種的土地很分散，村落也散佈在叢林中，村落與村落之間相距很遠，村民們只能實行自治。這樣做除了對耕種與牲畜飼養有好處，也使農民得以開墾那些比較難以耕種但將來會獲利較大的土地。

　　後來，隨著海水的繼續退去，有了更多的富饒土地，農業社會逐漸鞏固，貿易開始出現，進而促進了航海事業和殖民活動，瑞典歷史由此進入了海盜時期。在“像兄弟般團結搏鬥”的海盜精神中，我們不難看到平均分配的村落組織模式的影響，甚至當時一些村落或氏族的海盜出征也是由集體討論來決定的。

　　一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有價值的東西越多，誰有權處置這些東西的問題就越發重要。自有財產以來，怎樣處置，也就是如何分配的問題就一直在折磨著人類，分配體制也就成了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對於海盜時期的瑞典人來說，他們沒有更多的生存主動權，只能選擇平均分配為基礎的民主體制，以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但從現代瑞典人所具有的民主與公平意識來看，分配模式既是一種傳統，它也可以孕育出一種傳統。這後一點，對於我們這些有了更多財富、掌握了更多生存主動權的現代人來說，尤為重要。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