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一再告訴朋友們，我移民出國以後，一度喪失了文學創作的能力，幸虧佛教的教義啟發我，我才突破瓶頸。我的回憶錄第三冊《關山奪路》，醞釀了十三年才動筆，有人問為什麼要那麼久，我說這十三年是我的「漸修」。
朋友們對我的這一段歷程有興趣，一再要我說給大家聽聽。
文學的基層與上層
文學作品是一種「藝」，它的基層是「技」，上層是「道」。且舉周邦彥的一首〈浣溪紗〉做說明：「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先看技的部分：這首詞每句七字，一共六句，分成兩段， 稱為兩闋或兩片。
上片三句，每句七字，句法也相同，句句押韻，十分暢順流利，使讀者不假思索接受詩人布置的幻景。
我們在生理上要求四句成一組，與我們的呼吸脈搏配合協調，我們期待第四句，但三句戛然而止，形成「頓挫」，避免順流而下，一瀉到底，挽救了「平滑」。你也可以說它有第四句，那是個休止符。
下片依然三句，讀者有心理準備，期待接受三句成組、句句押韻。可是下片第一句突然不押同韻，意義也隨著出現轉折這也是頓挫，於是「兩片」重疊而不重複，有抑揚變化。
再看道的部分。在詩人筆下，「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能見度甚高，有穩定的秩序，自然人生，看似平靜，其實因緣無常，隨時都在變化，樹林裡的杜鵑鳥提醒我們「不如歸去」，回哪裡去？傳統的解釋是回家，也許我們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吾人不要貪戀一時光景，流連忘返，要尋求心靈的歸宿，安身立命的地方。
由「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聯想古人的詩句「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兩者的「道」相同，但藝術技巧似乎有高下，可說道同而技不同。還有「曉日生殘夜，江春入暮年」也是用兩件新事物代換兩件舊事物表示演變，但日夜輪轉，冬春輪轉，其中有《易經》「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的思想，可說技相似道不同。
還有「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描寫繁盛景象，頂點不下降，是大戶人家最喜歡的春聯，也是技雖同而道不同。
創作的技窮與道窮
藝術無技不成形體，無道沒有高度，它的下層是科學，上層是玄學，上下融合，道成肉身。
作家不能創作，可能因為技窮，也可能因為道窮。我記得南宋有一位詞人，宋亡之後不再寫詞，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理屈詞窮」。
「詞窮」一語雙關，容易了解，「理屈」則耐人尋味。
世上為什麼有文學，我認為那是因為人關心人，人對人有興趣。人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主要的目的是看人，在中國，正月十五元宵節到了，多少人上街看燈，他看人的時候多，看燈的時候少。在台北，陽明山的花季到了，一天有十萬人上山，他看花的時間少，看人的時候多，他下山以後和朋友分享，談花的時間少，談人的時間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天可以看遍長安花，一天看不完長安人，所以看花不能騎馬。
因為人關心人，人對人有興趣，所以才有文學家寫人，表現人，才有人寫《紅樓夢》，才有人寫《冰島漁夫》，兩位小說家說了，他寫、是因為他忘不了那些人。因為人關心人，人對人有興趣，所以我們才去讀《紅樓夢》、《冰島漁夫》，我們願意認識、願意了解那些人。如果不是人關心人，人幹嘛要去看戲呢？戲劇這個行業怎麼能存在呢？「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但是我們仍然去看。
我是1978年到美國的，那時候，我對人完全喪失了興趣。我由舊金山入關，進關的時候，我對接飛機的朋友說，這是我的空門。我到紐約，站在唐人街看人來人往，幾乎沒有感覺，對我的同類不理解，不接受，我好像在太空艙裡，處於無重力狀態。我怎麼還能有文學創作呢？這大概就是「理屈詞窮」。我那時喜歡蘇東坡兩首詩，他說「與人無愛亦無憎」，他說「也無風雨也無晴」，我的心情差不多也是那個樣子。東坡先生後來顯然走出來了，他才有那麼多好作品，怎麼走出來，他沒有告訴我。
這是「道」出了問題。為什麼會出問題？「小孩沒有娘，說來話長。」今天不說也罷。我曾經反覆思索怎樣「恢復」對人的關懷，後來我覺悟，我需要的不是恢復，而是升高，不是退回去，而是走出來。這就要鄭重提到佛教對我的影響。
寫作的瓶頸，生命的危機
我不關懷別人，是因為我堅持某種是非標準，這個是非標準以自我為中心，我用它審判別人，否定別人。最後、在我心目中人都沒有價值，既然「人」沒有價值，我自己又有什麼價值？我也是一個人，一個沒有價值的人，做什麼都沒有價值！這不僅是我寫作的瓶頸，更是我生命的危機。
我終於發覺是非是有層次的，有絕對的是非，黨同伐異，誓不兩立。有相對的是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還有一個層次：沒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兩小孫子爭糖果，心中只有憐愛，只有關心，誰是誰非並不重要。文學的先進大師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許多塊，分給你筆下的每一個人，我聽見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觀照世界，居高臨下，冤親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贏家也好，輸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環生死流轉的眾生，需要救贖。我聽見了，相信了。作家和法師的分別是，法師「無住生心」，作家生心無住，一顛倒便是凡夫。我愛文學，我不做凡夫誰做凡夫。
我有了上面的領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藝術家接軌，作家筆下的人物好比眾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薩，人物依照因果律糾纏沉迷，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樣做，他們都不得不那樣做，他們害人，同時自己也是受害人。他們都對了，同時也都錯了，他們都是在做業，都是在受苦。作家也像佛一樣，他不能改變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贖，救贖不為單方面設計，是為雙方而設，為十方而設，同體大悲，他同情每一個人。蕭伯納說，他和莎士比亞都是沒有靈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沒有立場，超越是非。說個比喻，有兩個人下圍棋，他為黑子設想，也為白子設想，也就是耶穌說的：上帝降雨在好人的田裡，也降雨在壞人的田裡。蕭伯納還有一點立場，莎士比亞真沒有，讀莎劇常想佛教。我說錯了沒有？
抵抗文學的庸俗化
我不能創作還有一個原因，對文學的前途悲觀。
本來作家對文學充滿了理想和信心，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為了創作，作家可以付各種代價。文無自信不立，作家寧可失之於自大，不可失之於自卑。
可是我這一代有很多戰亂，亂世文章一張紙，百無一用是書生，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好容易熬到太平年，文學又商業化了，讀書是娛樂，書是消費品，若說娛樂，它又遠不如電影電視，文學徒然庸俗化了（不是通俗化）！社會上有許多人以不讀書為光榮，大明星站在舞臺上昂然宣告，他十年來沒讀過一本書，台下的「粉絲」鼓掌歡呼。作家也不讀書，「我是寫書給別人讀的」，製美國香腸的人不吃香腸。作家贈書給朋友，朋友隨手丟進垃圾箱，搬家的人難免要丟許多東西，第一批要丟的是書，到中國旅行難免要買許多東西，最後忘記買的大概也是書。
我經不起這種磨損，喪失寫作的動力，佛教的教義保護了我對文學的信心。我聽說佛家認為功不唐捐，我們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無窮的作用和影響，像滾雪球愈滾愈大，滿山的雪都崩坍下來。別小看了你一句話，正如別小看了一根手指頭，指頭碰上按鈕，開動了一套精密複雜的機件，可以使火箭上天，一句話撞擊了複雜的人心，引發一連串因果，可以使一個地區大亂。佛家強調業果，寫文章是一種口業，人的口業造成後果，果的本身又是另一個因，因果因果因果，生生世世至於無窮。傻子說的話也不得了，「愚者言而智者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為匹夫天天說話。
我看到有人介紹「蝴蝶效應」： 亞馬遜河旁邊森林裡一隻蝴蝶，它的翅膀搧動空氣，引起一連串效應，因果因果因果，在太平洋上形成颶風。
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中國出現了一位高僧，開闢一個宗派。傳教士一張傳單交給洪秀全，出來一個太平天國。美國總統艾森豪說：「國家為個人而存在，個人非為國家而存在。」這句話慢慢分解台灣威權統治，像一滴醋分解牛奶。
那些年，我在台北，三更半夜常常聽見裂開的聲音，就像住在河邊的人家，到了春天，聽見河裡的冰裂開。難怪《聖經》上說，上帝用「話語」造世界，WORDS，他?- ORDS與上帝同在，他甚至?- ORDS就是上帝。張愛玲創造了一個名詞：「琉璃瓦」，古人生了女兒叫「弄瓦」，張愛玲筆下有位太太，她生了好幾個女兒，這位太太說，她家的女兒是琉璃瓦。這個名詞多麼可愛，它使所有的女孩都可愛，所有女孩的母親都有尊嚴，她這一句話創造出一個小世界來。
別掛念不存在的蝴蝶
朱子說過，「天底下有我朱晦庵，就多了些子，天底下沒有朱晦庵，就少了些子。」我也可以說，天底下有我王鼎鈞，就多了些子。楊國浩博士告訴我一個定理，半杯冷水加半杯開水，那會是一杯溫水，不會是一半熱水一半冷水。我想到如果我是一滴開水，社會是一杯冷水，這一滴開水加進一杯冷水裡，這杯開水就提高一點溫度； 如果我是一滴冷水，社會是一杯熱水，我這一滴水加進一杯熱水裡，這杯熱水就降低一點溫度。那一大杯水沒有辦法拒絕我這一滴水，他不能像封鎖病灶把我密封起來，他只有接受我，只有讓我擴散。
小說家水晶後來成了學者，研究張愛玲很到家，當他是小說家的時候，我跟他很熟。他對我說，某人偷偷地襲用他的小說情節，某某人使用他的句子而不註明出處，他很生氣。現在想想，那些人是在向水晶敬禮，他們在擴大水晶的影響力，如果為了這個生氣，孔子釋迦豈不氣死？「前人地，後人收，還有後人在後頭。」天下為公，一切我執都放下， 你只要利益眾生，不要想自己的名字。這些年我看報看書看電視，常常看見別人使用我以前寫出來的東西，有時候還掛在大人物的嘴上，當然不會有我的名字，大人物說話，總有許多人呼應附和，報紙電視網路也紛紛報導，我看見我這隻蝴蝶、我這一滴水發生了效應，沒人記得還有一隻蝴蝶，有時候，最好沒有人知道還有這隻蝴蝶。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自己在藝術上不能進步。
文藝界有個笑話，某人稱讚一位老作家，說他四十年前就是有名的作家，「創作四十年，始終維持原來的水準。」既然「始終維持原來的水準」，沒有挑戰，沒有探險，如何還能不厭倦？當我還是一個文藝青年的時候，曾經到台灣大學聽印順法師的一場演講。散場的時候，我上前問他佛法和文學創作的關係，他說「百藝因佛法而精妙」。我一時聽不明白，他就把這句話寫在紙上給我看，那時候我不懂事。這張字條沒有保存起來， 可是也沒丟掉，它一直在我心裡。
那時候，我那般年紀的作者，多半受中國儒家和西方寫實主義薰陶，強調求「精」，讀小說讀到巴爾札克，自以為找到文學的盡頭，我們知精而不知妙。
那時候，在我們中間流傳一個故事，古代某位工匠用黃金雕成一片樹葉子，整整花了三年功夫，他把這片金葉獻給國王，國王的批評是，如果上天三年才生出一片葉子，世人豈不都要餓死？三年成一葉，精益求精，國王竟只講實用，不知藝術欣賞。現在回想，我們也是一知半解，三年成一葉，精則精矣，國王不應該問它有何用處，應該問到它到達妙境沒有。
我終於知道，藝術造詣除了求精，還要求妙。依我體會，儒家能精不能妙，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太精，妙就不見了。道家能妙不能精，得魚忘筌，不求甚解，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太妙，精就顧不到了。只有佛法圓滿究竟，可以不落空，也不落有，可以勇猛精進，也可以離相。靠他這一套理論指引鼓勵，藝術家可以精中有妙，妙中有精，一個不可說的境界，等作家藝術家攀登。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有人繼續探討，繼續實踐。
言傳與精妙之間
下面分享我最重要的心得，希望各位方家思考批評。
精 妙
「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於一九九五年的〈北京宣言〉當中提出，其觀念主要以「性別」觀點切入各個議題，以此觀點切入政策等公共事務，從原本的「婦女」到「性別」的標則，更進一步闡明「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的決心與執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