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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接到電話，我的一位案主割腕自殺了，心頭一緊，與案主互動的過往畫面快速浮現，直到確定案主平安無事才稍稍放心，趕緊到醫院去探視案主，穩住家庭能繼續運作。 下午另一位憂鬱症的單親爸爸來訪，扯開衣領，告訴我他每天因為討厭自己都會用拳頭搥自己胸口，或是用鑰匙用力戳傷口，胸口已經瘀青紅腫一片，這名爸爸甚至想用汽車廢氣自殺。我陪在他身邊，希望提供他一個心情的出口，但是當爸爸問：我半夜心情不好，想找人說說話的時候，可以打電話給你嗎？忍著擔心的心情，還是只能委婉地說明工作上的限制，拒絕了爸爸的要求…… 我，是一名社工，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 這些是平常與我互動頻繁的個案，但是他們似乎總是遊走於生命的邊緣，讓我膽顫心驚，恐懼有一天他們會拋下孩子，造成遺憾。更何況還有許多其他六七十名個案，可能平常無法花太多時間去陪伴的，每一個個案都有著自己家庭的問題，但當每個個案都苦苦哀求要我們幫幫忙的時候，時間要如何切割？情緒要如何轉換？ 我們這群小社工可能出於一些執著、一些熱情與一些想幫助社會的傻勁，進入這個行業，而進了職場之後，深感我們的工作是一連串、不停歇的搶救，永遠與時間在拔河，希望搶救生命、搶救家庭，每個人身上宛如背負了救贖的十字架，只要個案一有風吹草動，我們就要背負起幫忙解決的壓力，這真的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一連串的新聞事件，從「一家六口，五人跳成美橋尋短」、「孤女小君」，到「嬸婆虐死三歲男童」，一時之間「冷血社工」、「麻木不仁」的標籤甚囂塵上，我們成了眾矢之的。短短一個月內，幾乎所有案件都被列管。過去高度重視兒少弱勢保護的我們，現在連沒有意願求助的成年人也不能掉以輕心，也被三申五令要儘量多花時間傾聽個案內在障礙、多訪視現場，避免又成為下一樁新聞事件。 看著社工「小如」的自責與落淚，我們心有戚戚焉，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幫兇」！ 過去高喊人力不足，現在雖然增加了人力，然而隨著社會問題日趨複雜，我們的工作量不減反增，「高風險家庭」、「大溫暖專案」、「六歲以下低收兒童訪視」等等，為了鋪下綿密的社福網絡，搶救每一個可能受苦的孩子，我們背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每個案幾乎都希望我們七十二小時或在時限內立即處理。接案之頻繁與複雜，早已讓大夥吃不消，如今一連串的指責，更讓同仁們士氣低落，深怕少了一通電話、一個關懷問候，案家就出事。 父母與朋友甚至告訴我，前方道路這麼險惡，不如趁個案還沒有出事前，趕快離職…我想問，當初秉持善良初衷的我，怎麼會遇到這麼多的困難？我所堅持的路，如今卻感覺令人容易動搖？ 家庭問題，家人有著最重要的責任。當然公部門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社工不是萬能，也不是救世主，一個家庭問題往往需要眾人的承接才能順利的解決。我們在實務上常常需要志工、熱心民間單位與民眾共同的合作，才能多一雙眼、多一雙腳，建構更確實的安全網，因此請大眾多給社工一些支持，也請共同加入保護我們孩子的行列，不要讓第一線奮力救援的社工再次折損。 【2007/01/17 聯合報】 |
媒體報導歌手張惠妹今年有意在新身分證上並列卑南族的名字「古歷來．阿蜜特」，張惠妹為公眾人物，此舉值得鼓勵。
「張惠妹」赫赫有名，為何想要「正名」？她表示，能用原來的名字和姓氏，是很驕傲的事。張惠妹所言甚是，名字代表一個人的身分及歷史脈絡，如果要原住民硬是「去脈絡化」，接受不屬於自己語言及文化的「命名」方式，如何產生自我認同、如何能有自信與驕傲？
過去原住民被「漢化」，無法使用自己原住民的名字，但政府推動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後，據報載統計，截至去年為止，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的人數卻仍未破萬，筆者認為很大原因來自社會的壓力，「這樣溝通比較方便」、「別人比較好記」，而大部分原住民礙於社會現實，不願將原住民姓名「正名」。
然而，為何原住民需要配合漢文化的命名方式？只因漢文化是主流族群？但台灣不已經是多元文化的社會了嗎？
台灣近年來強調多元文化，但社會上似乎只把原住民意象「商品化」，搞觀光、搞文化產業，一般大眾有多少人能真正認識及認同原住民的文化及歷史？「正名」無疑是一種認識的方式，透過「姓名」，人與人相處溝通時，能夠瞭解背後的文化脈絡，而不是表面上尊重原住民，實際生活場域中卻又「漢化」原住民，不願意正視姓名背後的歷史文化意涵。
張惠妹的成功無疑是台灣原住民中最好的例子，如今她又帶頭「正名」，有其意義。但是原住民「正名」並非名人才能享有的權利，台灣原住民應該驕傲地使用自己的原住民姓名，且更重要的是，其他非原住民的社會大眾也必須尊重並「肯認」原住民正名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