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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6　 中國時報 
羅智強/北市

　　今年《時代》週刊的年度人物終於揭曉，這期《時代》封面，是一台電腦的顯示屏，螢幕中央，赫然一個大字“You”。是的，“你”。但“你”在哪？這個顯示屏，同時也是一面鏡子，當你拿著雜誌面對它的時候，你的面容赫然在鏡子裏出現。原來，這個“你”，是你、是我、是他、是她。你我他她，無數網民，一起成了2006年度的時代風雲人物。

　　網路是一種後發傳媒，而每一種傳媒的出現，都改變了一個時代。當人類最初的傳播媒介——文字——出現時，人類便進入了文明。但這種文明是掌控在少數人手裏的，表現為少數人的“文化權力”。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文字所以走上表意而非表音的複雜化道路，正是要讓這一媒介(那時是人神溝通的媒介)控制在少數人手裏。這樣，對文字而言，既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壟斷，又可以形成自下而上的崇拜。於是，文字的產生被神化:“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時，文字的功能也被神化，“一橫”作為筆劃不僅是一橫，而是“一劃開天”。它的反題則是對不識字人的極度蔑視:連扁擔倒下來是個“一”都不認得。由此可見，文字不僅僅是文字，從一開始，它就是一種具有象徵意味的權力資本。

　　然而，印刷術的發明，這一新的傳播媒介逐步打破了文化權力的壟斷。15世紀德國的古騰堡，通過他的印刷術，使文字在走向普及走向大眾的同時，也使文字的權力資本遭到貶值。當時歐洲就有人一面痛責印刷術散佈不道德的思想和異端，一面警告說，知識階層的擴大會改變權力的意義和分配。然而，技術挑戰文字的野心就是要重新分配既往的文化權力，並使少數人的文化權力轉化為普通人的文化權利。只是這個目標在印刷文明時代難以企及，印刷文明固然可以使普通人獲得文化和新聞等資訊，但諸多其他因素(比如檢查制度的存在)，使普通人畢竟難以介入資訊和知訊的發佈、傳播甚至創造。我們看到，幾百年後的今天，從印刷傳媒到電子傳媒——先電腦後網路，人類的文明狀況終於又獲得了一個質變性的改觀。你我他她在印刷時代大多只能充當一個被動的消費者，可網路文明對普通大眾的低門檻(上網寫作甚至不需要準入證，只需要鍵盤和滑鼠)，兼之檢查制度的不復存在(一般它只能滯後處理)，使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新聞發佈者、文化創造者、傳播者、學術評論者和各種各樣的發言人。而且發言的聲音亦即各種資訊的聲音較之印刷媒體更快、更本真、更現場，更喧嘩和更多元。

　　把每一個網民作為這次的《時代》人物，它的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正在成為“新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這是來自《時代》週刊的解釋，還有比這更精彩的解釋嗎？新數字時代的民主社會首先就是一個網路社會，這對一個前民主社會來說尤其如此。在前民主社會由專政向憲政的轉型途中，民主不妨首先從網路開始，由虛擬世界逐步走向現實世界。因為只有網路上我們才能聽到印刷媒體未必能聽到的多元的聲音。聲音表達意志，聲音伸張權利。如果公民不僅僅是國籍的話，它同時亦指一個按法律規定有權利從事和介入公共事務的人；那麼，這個人在網路上發表自己的意見至少要比在紙媒上更方便也更直接。因此，用網路民主養成社會民主或者帶動社會民主，不妨是我們踐行民主訴求的一種策略或途徑。相信它是有效的，也是不可阻擋的。

　　最後，我要說，我們每一個網民，在榮膺了時代人物的稱譽時，也就有了一份責任，網路公民的責任。拒絕網路上的暴力、煽動、辱罵、攻擊和非理性等，應當成為我們的自律。如果我你他她不能在網路中形成一個良序的公民社會，那麼，我們就難以過渡到現實社會中的良序民主。

　　來源：南方報業

　　在讀了我寫的幾篇有關瑞典的文章後，有朋友提出意見。他認為，我寫的瑞典像個“好人國”，人人崇尚平等、自由與博愛，這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今日瑞典人的社會準則。朋友想知道，瑞典的民主緣何與很多西方國家不同，瑞典人為什麼會如此看重平等？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講一點歷史。瑞典學者英瓦爾·安德森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民主》中這樣寫道：如果現代民主意味著從19世紀開始建立的法律體制的話，人們似乎從中找不到孕育了北歐民主的斯堪的納維亞的歷史印記。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發展似乎孤立於現代西方民主的進程之外，對其他西歐國家也未能形成重要的政治影響。

　　實際上，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瑞典模式的異軍突起，西方學者才開始重視對形成這種模式的文化與歷史傳統的研究。但苦於史料太少和語言的限制，他們只能從一些傳說和當時北歐的社會狀況來分析研究。

　　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稱的美國心理學家特裏安第斯，將瑞典文化的核心稱為“平面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通俗地說，就是建立在平均分配基礎上的個人主義。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的“垂直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更能容忍不平等。特裏安第斯認為，瑞典的“平面式個人主義”與早期海盜時期的分配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所謂的海盜時期，史書上稱作維京時期，指的是西元800年到1050年左右的那個歷史階段。提到維京時期，人們就會想到身裹獸皮、身材高大的北歐海盜，他們勇猛無比，所向無敵。這很難與我們現在看到的溫文爾雅的瑞典紳士聯繫在一起。但在現代瑞典的文化中，我們仍能看到一些那個時期留下的深刻印記。

　　海盜可以說是瑞典人最早的擴張方式，也是當時瑞典最重要的財富積累途徑。筆者曾在瑞典的博物館裏看到過一塊海盜時期的石碑，那恐怕是極少能夠留傳至今的歷史見證。石碑的下方刻著農墾與狩獵的圖案，中間是波浪滔滔的大海和載著海盜們出征的帆船，上方是海盜們奮勇搏殺的場面。三組圖案由下而上，生動地體現了三者之間的關係。

　　瑞典海盜的對外擴張與當時農業社會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其成功也得益於農業社會內部穩定的分配模式，這可能是後來瑞典式民主與歐美很多國家的民主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

　　早在西元500年，瑞典就出現了一種後來在農村中流行了1000多年的生活方式，即“農村公社制”。當時，每個村莊的土地都採取平均分配的方式，無論是好是壞，能耕種的土地都會被劃成條條塊塊，各家平均分配，這就形成了很多村民共同擁有一塊土地的現象。

　　每家的土地不是集中的一片，而是分散在多片土地之中，這種平均主義分配，使全村人必須同耕、同種，共同飼養牲畜。一種原始的民主體制就這樣建立起來。據《瑞典史》記述，當時每年一度的大規模農活都是集體進行的。農民們制訂了解決一個農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一切爭執的規則。

　　瑞典人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分配的方式？學者們至今也沒有找到可靠的依據來做出十分確定的解釋，但從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地理、氣候條件看，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為了適應不安定的局勢，應對北歐寒冷的氣候。

　　據說，當時適合耕種的土地很分散，村落也散佈在叢林中，村落與村落之間相距很遠，村民們只能實行自治。這樣做除了對耕種與牲畜飼養有好處，也使農民得以開墾那些比較難以耕種但將來會獲利較大的土地。

　　後來，隨著海水的繼續退去，有了更多的富饒土地，農業社會逐漸鞏固，貿易開始出現，進而促進了航海事業和殖民活動，瑞典歷史由此進入了海盜時期。在“像兄弟般團結搏鬥”的海盜精神中，我們不難看到平均分配的村落組織模式的影響，甚至當時一些村落或氏族的海盜出征也是由集體討論來決定的。

　　一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有價值的東西越多，誰有權處置這些東西的問題就越發重要。自有財產以來，怎樣處置，也就是如何分配的問題就一直在折磨著人類，分配體制也就成了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對於海盜時期的瑞典人來說，他們沒有更多的生存主動權，只能選擇平均分配為基礎的民主體制，以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但從現代瑞典人所具有的民主與公平意識來看，分配模式既是一種傳統，它也可以孕育出一種傳統。這後一點，對於我們這些有了更多財富、掌握了更多生存主動權的現代人來說，尤為重要。

　　來源：東方早報

 
來稿/最近﹐有兩件事相當引人注目﹕一是兩位瑞典女部長的急流勇退﹔一是陳水扁的戀棧不退。先談談瑞典。保守黨政府組閣不足個把月﹐兩位女部長便相繼辭職﹐一個為了過去10年積欠1千歐元左右的電視稅﹔另一位則是許多年前在家裡僱佣保姆而沒有依法申報。盡管瑞典是個富裕發達國家﹐卻為了如此微小的差錯結束兩個部長的政治生命﹐這與海峽兩岸動輒上億元的諸多貪腐事件相較﹐實在是令人感到納悶﹐不可思議究竟在哪一邊﹖﹗

2006年12月19日 15:21:28 　來源：新華網 

北京新浪網 (2006-12-19 11:44)
新華社倫敦12月17日電(記者 葛秋芳) 瑞典研究人員最近發明了一種『智慧』輪椅，為殘疾人出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據英國科學促進會主辦的『阿爾法伽利略』科學新聞網站日前報導，瑞典呂勒奧大學研究人員發明的這種輪椅，特別適用于不能直接操縱輪椅的嚴重傷殘者。他們可以利用頭部動作向感應器發出指令，如『繼續直行』、『向左轉』等，並通過電腦程式來控制輪椅運動。

　　此外，這種輪椅今後經過改進後還可用來為盲人和弱視者導航。因為其使用的『MICA移動互聯網連接助手』導航系統能為輪椅繪制出行進線路圖，而輪椅上的距離測量傳感器可以幫輪椅了解前方路況，以便越過各種障礙。

被人們千百年來使用的農具生平第一次擺脫了道具的身份，作為故事的主角，名正言順地被山西作家李銳寫進最新短篇小說集《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三聯書店）中，11月面世的這部小說集共收入短篇小說16篇，每篇小說的

題目都是一件農具。

    龍，通常被解釋為一種想像中的動物。新書《龍跡》（長江文藝出版社）的作者岩鐵卻表示相信，龍確有其物，而且是中國最原始最主要的圖騰。他在《龍跡》中將自己的想法寓意到小說離奇曲折的情節之中。郭敬明終於實現了為自己的偶像岩井俊二編書的願望，由他策劃主編、岩井俊二創作的論壇體青春小說《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天津人民出版社）本月全面上市，新書套裝中除《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小說原作外，還有由郭敬明主編的“關於莉莉周的一切·電影手冊”圖文全景記錄。50年前，《在路上》出版後，美國售出了億萬條牛仔褲和百萬臺煮咖啡機，並且促使無數背包族踏上了漫遊之路。最近，王永年受邀重新翻譯本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權威的新譯本，其中收錄了作者凱魯亞克的多幅水彩畫作。虹影歷時兩年完成的最新長篇小說《上海魔術師》（上海人民出版社）已於本月上市，這部小說將視角拉回上世紀40年代上海著名的遊樂場所——“大世界”，講述了流浪的猶太人“所羅門王”和他收養的中國孩子“加裏王子”，遇到古靈精怪的雜技女孩蘭胡兒和她的雜耍班子的故事。

    黑澤明惟一一本自傳中譯本《蛤蟆的油》（南海出版公司）本月引進中國。據黑澤明早年的解釋，書名來源於一種日本常用藥材——蛤蟆油。提取油的方法是給蛤蟆照鏡子，看到自己醜陋的模樣，它便會嚇出一身油。黑澤明戲稱自己就是那只蛤蟆，而這本自傳也是被嚇出來的。在著名藝術大師徐悲鴻誕辰111周年之際，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人民文學出版社）新鮮出爐，與以往人物傳記不同，這部“尋蹤”的“報告”寫了徐悲鴻的生前，也寫了徐悲鴻的“身後”，告訴讀者在今天該如何重新認識徐悲鴻。

    社科生活書　於丹借古說今拔頭籌

   與《百家講壇》女主講於丹的迅速躥紅相比，《於丹〈論語〉心得》（中華書局）的首發似乎更令人震驚：11月26日,中關村圖書大廈單店首日銷售12000冊，首印的60萬冊也已經預訂出50萬冊，出版社正準備加印。由季羨林擔任主編的《東方文化集成》（北京大學出版社）11月推出第100冊，出版方希望以此書作為賀禮，祝福剛剛過完95歲大壽的季羨林。在剛剛問世的第100冊《集成》中，樂黛雲、葉渭渠等學者均在書中寫文章祝賀。攝影家焦波父母去世後，曾無數次感動國人的《俺爹俺娘》攝影照片11月由昆侖出版社推出圖書終結版，與此前出版的兩本同名書不同，該書以近400幅照片記述其父母生活中令人忍俊不禁又百感交集的細節，其中200餘幅是首次面世。一套“用腳書寫”的遊記類圖書“名家走世界”一經推出，就為喜歡旅遊的讀者帶來不同的感受，在出版的葉渭渠《周遊織夢》以及周國平的《偶爾遠行》之後，劉心武的《用心去遊》以及郭宏安的《塞納河，萊蒙湖》（上海三聯書店）本月又相繼面世。《盛開的紫荊花——一個內地記者眼中的香港》（山東畫報出版社）為斯雄先生在香港期間所寫的隨筆合集，斯雄先生客居香港3年多，深入香港社會的各個角落，他以一個內地記者的獨特視角觀察解剖香港，回答了內地人對香港的不少疑惑。《小學生十萬個怎么辦》（作家出版社）是一本經過精心設計的小學生圖書，回答了如何解決小學生困惑，提高小學生綜合能力等問題。在成書過程中，出版社和作者曾多次組織一些小學班主任老師、小學生座談。有一本名為《劉太醫談養生》（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奇書在全國各地悄然盛行，並在《南方都市報》統計的南方圖書市場綜合排行榜上，緊隨《人體使用手冊》之後，佔據了生活類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一旦)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3.xinhuanet.com/book/2006-12/19/content_5505561.htm

由文建會和民間出版社合作的《文化台灣繪本》套書出版了，內容包含介紹台北、高雄等城市文化，以及原住民文史和台灣美術家朱銘等人，以大量插圖搭配作家林良生動的文字，讓小學生能夠透過這套書瞭解台灣文化。（劉映蘭報導）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美教系教授蘇振明主編的《文化台灣繪本》，找來兒童文學作家林良和國內多位插畫家耗費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出版了十本介紹台灣文史的套書。蘇振明表示，這套書可以讓我們的孩子透過圖畫書瞭解這個土地的故事、台灣先民開創的智慧，或者藝術家留下來感人的歷程。

這套《文化台灣繪本》包含了台灣文化概念和原住民文化各兩本，還有三本介紹台北、高雄的城市旅遊書，以及三本介紹朱銘等台灣美術家的故事書；其中插畫家劉伯樂親自到蘭嶼田野調查，完成了達悟族神話故事《天上飛來的魚》，還有兩位資深作家李南衡和曹俊彥合著的台灣歌謠圖畫書《西北雨》等，這十本圖畫書以圖文互補的編寫方式，加入生動的繪圖，指導單位文建會希望能夠引發國小學童認識台灣的文化之美。

【大公報訊】據新民網二十一日報道，針對「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熱衷過聖誕節」的趨勢，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等名校或科研單位的十位哲學或教育學博士生，在互聯網發出聯名倡議書，號召網友慎對聖誕節，「喚醒國人抵禦西方文化擴張」。

西洋文化來勢洶洶在題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聖誕節」問題的看法》的倡議書裡，署有北大周鋒利等十位博士生的姓名，文章結尾的日期表達形式採用了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紀年法——「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2006年12月18日）。

倡議書指出：「西洋文化在中國已由微風細雨演變成狂風驟雨，最直接和集中的體現，莫過於聖誕節在中國的悄然興起與日趨流行……每值聖誕節來臨，商場、飯店、賓館擺放起聖誕樹，網絡、報刊、電視、電台充斥著各種聖誕信息；數以萬計的聖誕賀卡和數以億計的聖誕短信滿天飛舞；人們相逢互祝以聖誕快樂；平安夜裡，人們聚衆狂歡，流連忘返——凡此種種，皆表明我們正在逐漸演變成一個西洋文化主導的社會。」

博士生們認為，基督教徒可以過聖誕節，一般人「也有自由」過聖誕節，但是「大部分國人在對西方聖誕文化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不假思索地使用『聖誕節』的稱謂，甚至渾然不覺地加入到狂歡行列」。這是「國人在文化上陷入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其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體性沉淪」。西方「軟力量」在中國的滲透和擴張，也是聖誕節越來越受到中國青年人熱捧的重要原因，博士生們呼籲「國人慎對聖誕節，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

聖誕營銷唯利是圖倡議書在陳述理由之後，提出五點建議，包括政府有關部門的教育和引導、民間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內涵、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優」的文化偏見等。

博士生們對商家的「聖誕節營銷」提出了批評，認為聖誕營銷唯利是圖，「對聖誕節流行起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敦促商家反思其社會影響，建議商家「應充分挖掘中國諸多傳統節日所蘊含的巨大商機」，「可以考慮將孔子誕辰作為中國教師節，盡可能使其變得既有神聖肅穆的節日氛圍又有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

北大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周鋒利說：「我們並不是強制大家不要過聖誕節，但是聖誕節對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威脅。中國文化近百年的弱勢地位，使西方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影響太深！」周鋒利說，「中國太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西方文化不了解，不懂聖誕節是什麼意思，卻一味盲從，西方一些不好的東西學得很快，我們有義務讓普通老百姓了解。」

博士生最後呼籲，希望「國人能幡然醒悟」，號召「中國人必須朝此一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