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六記者會發言稿（一）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社會和政治的分際
首先感謝台灣社會在過去這段期間，給我們的支持鼓勵，和批評指教。除了人身攻擊我們不做任何回應外，有一些批評和指教在聲明中沒有提到，我們必須仔細地回應。
對我們的批評中有一項說，我們光只提出呼籲，而沒有提出制度的解決之道。我想從「社會」和「政治」的分際的角度，來加以回答這個質疑。因為這個問題也牽涉到部分人士對我們後續動作的期待和關心，所以必須多花一些時間和社會溝通。
一個民主社區是由「利益團體」、「公民社會」、和「政治」（也就是民選的政治人物），這三個領域所組成。每一個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職責和行動倫理。只有當每一個領域中的工作者，都承擔各自的職責，而且也都遵守各自的行動倫理，民主社會才可能有秩序地運作。
「社會」的職責是針對它所認知的社會共同利益提出主張，「利益團體」針對他們的特殊利益提出訴求，而「政治」的職責則是處理、以及解決這些主張和訴求。面對社會和利益團體的訴求，政治可以認為不合理而不予理會。政治也可以認為雖然合理，可是在現實條件下無法做到。不論是哪一種情況，政治必須對他的選民說明，爭取他的選民持續的支持。在民主政治中，三者是各司其職而相互合作的。
如果公民社會不提出訴求，是怠忽職守。如果提出訴求後，還要逾越本分，扮演政治人物的角色，指導政治解決之道，才是真正的傲慢。而如果「政治」將問題拋回給社會，要社會提出解決之道，也是怠忽職守，違反政治的行動倫理。舉例來說：當窮人家小孩繳不起學費，或被生活逼迫得考慮要燒炭自殺，而呼籲政治基於人道、或同胞愛加以救濟。「政治」不能告訴他們說：請你提出一套社會福利制度。或甚至說，你們的要求會帶來混亂，拖垮國家財政。
社會不應指導政治；政治必須處理來自社會的訴求。這是民主社區中的行動倫理。雖然我們個人對制度改革、和總統辭職的後續處理，都有一些想法。可是我們寧願嚴守分際，對政治的處理不做任何發言。
同樣的，我們未來的行動也會根據這樣的倫理，嚴守公民社會和政治的分際。
這個想法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贊同。不過，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大家都在學習如何當稱職的公民。我們也在學習。請社會指教。
二、族群問題
我們在聲明中指出陳總統以動員族群感情取代反省，得到不少人的指教。首先我要澄清，我們並沒有宣稱，陳總統「製造族群分裂」。我們了解，台灣的族群分裂是一個政治現實。它有歷史原因：包括不同的歷史經驗，以及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對台灣文化和語言的壓制、對政治的壟斷。本省人過去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受到的壓迫，以及感情上所受的委屈，一直到現在都持續在發酵。另一方面，台灣族群的差異同時也來自對未來的不同想像。
由於這些差異，不同的族群因此成為不同政黨的堅強支持者。政治競爭的邏輯是鞏固自己的選區，尋求自己選民的支持。這是政治的邏輯，我們沒有任何的批評。
可是我們必須了解，因為台灣族群問題的癥結是歷史和主觀認同的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種族或經濟利益。因此，族群問題不可能透過制度加以解決。解決之道是語言，特別是政治人物和媒體工作者的語言，和理解。
我們期待的是，政治領袖在鞏固自己選民的同時，能夠也考慮到他的行動和語言，對族群關係可能造成的影響。例如，宣揚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這是政黨的責任。可是，要用甚麼樣的語言呢？「國民黨再度執政，就會被中國併吞。」將對方描繪成敵人的同路人，只會加深族群緊張和偏見。
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政黨都在動員族群感情，尤其是媒體工作者所製造的族群緊張最為嚴重。如果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討論族群問題，我們當然必須指出，國民黨的馬主席首先說，「阿扁會死得很難看。」陳總統只是對他回應：「如果很多人對我的怨、對我的恨一定要扣扳機，讓阿扁死得難看，這樣才能平復、才能夠紓解，那我願意，我願意為台灣來犧牲，就請扣扳機吧！」如果我們討論族群問題，我們當然應該指出雙方都有責任。可是因為我們今天的焦點，是陳總統鞏固他選民的策略，我們只能針對問題來談。
在這裡我們必須重申：台灣族群問題的解決，不是靠制度，而是靠所有政治領袖的言詞和理解。在上一次的記者會中，我提到華盛頓在獨立戰爭後主動交出軍隊回歸農村，為美國所創下的典範。今天我要提到林肯總統為了撫平南北對立，所下的功夫。林肯的連任就職演說只有七百零三個字。這篇演說並不像林肯的其他演說那樣有名。可是林肯卻自認為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演講。因為該篇演講只有一個目的：為仇恨的雙方帶來和解。無論是軍事上或道德上，北方都是勝利者。可是林肯卻非常小心不以勝利者之姿在道德上羞辱失敗者，試圖為仇恨的雙方帶來和解。「雙方都閱讀相同的聖經，雙方都向同一個神禱告，都乞求祂協助打倒對方…讓我們不要評價他人，以免遭受他人評價。上帝不可能同時回應雙方的祈求，祂也沒有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這是一個值得學習的苦心。我們期待台灣的政治領袖在鞏固自己選民的同時，也能留意他們的言詞對族群關係所產生的後果。
